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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新政（第2页）

嘉靖时期，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年），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世宗批准施行。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归里而未能进一步展开。而桂萼所开创的将税粮与徭役各审定交银若干，统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条鞭法”的改革效果是显著的，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

人事

改革科举

明政府选官独重科举引起了许多弊端，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废除这一制度才是上上之策。作为牵动天下人心的科举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有通过全面改革，才能消除它的负效应。张璁认为科举考试在当时存在着两大弊端，即应试文体不正和主考官不得其人，并认为这是改革科举制度的突破口。为此，张璁提出了两大对策，一是考试文体务必要平实尔雅，裁约就正。进行说理，一定要极尽事物的原理；议论事务，必须要通晓经济天下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必然不可用。二是各省乡试主考官应访查举荐翰林、科道、部属等有学识有人品的人，另外派遣二人为考官；在两京进行乡试的除了命题的主考官外，增添京官两三人作为分考，以及时弥补主考之所不及。一定要严敕各御史一同参加考试选拔，以保证选取的都是有真才实学之人，遏制私自举荐的风气”。对此改革主张，明世宗予以全力支持。他要求礼部按照张璁的提议，选择学行兼优的京官或进士，每省派出二人，前去监察考试，但不得参与内部决定；两京乡试除了主考外，五经房仍然各加科、部官一员。派遣京官主考各省乡试，以维护考试的严肃性，这在明代历史上尚属首次。

嘉靖七年（1528年），明朝正式推行这一重大举措，如工科给事中陆粲、兵部郎中华钥前往浙江，礼部郎中丘其仁、国子监博士王庭前往山西，吏部主事王激、大理寺评事余前往广东，户部主事王嘉宾、行人李仁前往陕西。主考顺天府乡试的春坊右庶子韩邦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这一改革措施予以积极的肯定。他说：“当今圣上关注科考之事，对科场把握非常严格。”此次乡试因按张璁所定新制举行，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次年（1529年），张璁在阅完会试试卷后，对从各地乡试选拔的三千七百多人的考卷文风的崭新变化深表满意，并大加赞赏。张璁认为：“如今文人有如此大的成绩，都是因为当今圣上的决策正确。”在明世宗亲自批完廷试考卷之后而排列名次时，世宗并不以己意而定，而是要求张璁等人从公论定。

用人制度

嘉靖前期，还推三途并用，强调荐举和学校的重要性，以激励士气。张璁、桂萼与世宗对此都持同样的认识。如桂萼说：“臣听闻太祖高皇帝曾经当面晓谕群臣都举荐自己知道的德才之人为官，仁宗皇帝也曾经令群臣荐举官员，当时对官员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内外各部所都能得到有才能的官员，受到了荐举制度应有的效果，如今这项制度恐怕已经破坏的很严重了。”张璁也说：“我听说科举考试与举荐制度都是国家取才的正途，我朝圣明列祖列宗开创选官用人的制度，岁贡、监生大多被任命为卿佐和御史等职务，但是科举考试的进士大多授予县丞一职而已。此后进士的选拔非常严格，只有监生的官职来的非常容易，举人也被轻视了。”与张璁、桂萼等人一样，世宗对独重进士的陋习予以斥责，并强调推行三途并用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诏告天下，全面推行三途并用之法。[25]世宗的举措，可谓切中时弊，但要真正扭转独重科举的风气，还须花很大的气力。在世宗与张璁等人的督责下，三途并用之法得以付诸实践。嘉靖十年（1531年），吏部奉命举荐人才，并制定了有关实施条例。对于执行过程中的抵触行为，张璁予以及时的揭露。次年（1532年），世宗要求吏部切实执行三途并用之旨。这样，便将三途并用推向更深层次：在举人和岁贡生员向上流动的同时，进士要向下流动。只有如此，才能使三途并用之法真正落到实处。但是，由于积弊太深，推行此令并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文化

整顿学风

嘉靖前期整顿学风的一项强有力的措施是严格考核在校生员，将滥竽充数者从学校中清除出去。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下令对生员进行全面考核，将顽劣生员予以黜退。[27]不久，世宗又进一步规定，将考汰的对象变为廪生、增生和附生等全体生员。由于积弊太深，此法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尽管反对之声不断，但世宗与张璁等人还是坚持考汰之法。如嘉靖十一年（1532年），世宗下令：凡是年力老迈，文词多瑕疵者，一律进行辞退。嘉靖十六年（1537年），世宗又下令：“士子们所作的文章词风有风格怪诞、不遵制度的，提学官立即将其革退。”嘉靖前期对生员的考汰，不是对所谓人才的摧残，而是优化育人环境的切实举措，是对人才的真正作育，这一举措在明代历史上是空前的。

学官制度

在考汰生员的同时，又对主管各地学校的提学官进行了考核和清理。嘉靖六年（1527年），担任礼部尚书的桂萼认为：“天下提学官大多都没有尽到责任，所以不能更好的激励士子们，请求对他们进行考核。”世宗批准了桂萼之请，要求礼部会同都察院对天下提学官进行考核，不合格者改任他职。桂萼推举四川按察司副使张邦奇担任福建提学官，调山东副使许宗鲁、湖广副使萧鸣凤和江西佥事高贲亨分别担任湖广、广东和贵州提学官。桂萼要求他们到任之后，务必要重视农家子弟，抑制商人家的人，将农民中有才能的人选拔出来，注重他们在乡间的品行修炼。凡是入学的生徒，一定要选拔知道耕种稼穑的和在家中深知孝悌之道的人。然后还要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进行核查，这样才能选拔深谙农田耕种的优秀人才。”对提学官的考核和对不称职的提学官的辞退，使充任提学官者大都具有良好的素质和奉命整肃学政的责任感。

在考核和更换提学官之后，又进一步完善了对提学官的考核制度。嘉靖前期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新政结果

嘉靖新政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明世宗所采取的这些改革新政，在抑制宦官和外戚勋贵势力的发展上颇有成效。但是及至世宗中年，边防费用日益增加，加上世宗大兴土木、迷信祷祀，导致皇帑日益削减。各个行业凋敝衰落，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可见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到了嘉靖后期，社会问题更加严重。世宗统治后期，由于国家承平日久，逐步丧失进取精神，日益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34]而且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后更是移居西苑修玄。方士、道士们利用嘉靖帝梦想长生不死和灵瑞现象的迷信，屡行诈骗之术，愚弄嘉靖帝，使每年不断修设斋醮，造成巨大的靡费。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爆发“壬寅宫变”，几死于宫女之手。此后嘉靖帝移居西苑，首辅严嵩专擅朝政二十年，残害忠良，杨继盛、沈炼等朝臣惨遭杀害；吏治败坏，爆发多起民变；边事废弛。嘉靖新政的成果也付之流水。

新政影响

嘉靖新政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明廷清查庄田，还田于民，对赋役制度的改革，都旨在抑制土地兼并的发展，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均平人民的负担，是利国利民的措施。然而，这些改革仅是在局部范围内，且“数行数止”，未能全面而持久地展开，因而它的成效和影响也很有限。

明朝中期，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嘉靖时期推行的赋役改革，促进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嘉靖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扩大，嘉靖以后的社会风气侈跷，日甚一日，侈跷之风盛行，消费增加，提供人民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达。侈靡之风的盛行又影响了明末社会秩序的安定，对“贵贱，长幼，尊卑”的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带来冲击。侈靡之风亦刺激人们的欲望，为了满足私欲而以贪污纳贿为手段，破坏了嘉靖以前淳厚的政治风气，导致贪污成风，而贪黩之风又倒过来刺激社会风气，使其更趋奢靡。

明世宗去世后，先后是隆庆帝和万历帝在位，期间张居正逐步掌握大权，开始了张居正改革。而张居正改革正是效法嘉靖帝前期革新措施，张居正的施政特点就是恢复有益于时政的嘉靖革新措施，所以说，张居正改革是嘉靖革新的余波或者说张居正是嘉靖革新的继承者。特别是“一条鞭法”也是嘉靖前期改革的产物，由桂萼创建，被张居正很好的加以改进。甚至有人提出“隆万大改革”和“嘉隆万改革”的观点。

历史评价

《明世宗实录》：躬秉圣资，出抚兴运，铲奸剔蠹，丕举王纲，肇修人纪。……盖我成祖丕造之光烈，而觐扬之巍巍乎，盛矣！

嘉靖时期河南道御史刘安：今明天子综核于上，百执事振于下，丛蠹之弊，十去其九，所少者元气耳。[38]

明神宗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世宗）躬秉圣资，出抚兴运，刬奸剔蠹，丕举王纲，立极建中，肇修人纪。凡诸大政令之因革，大典礼之制作，咸稽谋于天，会通古今，经画自心，毅然独断，一洗俗吏牵迹，经生守文之陋。……君臣奔走以受成，万姓倾心而向化。卒之幽明协顺，中外敉宁，声教暨于交南，威灵于穷朔。盖举我太祖、成祖丕造之光烈，而觐扬之巍巍乎，盛矣！

《张居正集》：①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入继大统，将以前弊正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40]②世庙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41]③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圣入继大统，将以前弊政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世庙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世宗禁革外戚封爵，乃“超世之见，同符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仿佛其万一者。振耀前猷，茂恢令绪，德总百王，规摹万世。以永凝佑命，启昌期，曷有纪极！④世祖天纵聪明，继统之后二十年间励精图治，孜孜问学，其英谟睿断，诚有非前代帝王所能及者。乞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

《万历野获编》：江陵于世宗实录极推许永嘉，盖其材术相似，故心仪而托之赞叹。

倪绾：公（张璁）厘革夙弊，力除镇守各局，并裁酌一切军民利病，我朝之治，聿然中兴。世称相业风节。

隆庆年间进士李乐对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的积极作用给予的评价：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自张公当国，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不动声色，而潜消其骄悍之心。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

明朝史学家何乔远《名山藏》总结嘉靖改革时期：励精化理，湔濯海内观听，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奋武揆文，网罗才实。至于稽古礼典，取次厘毖一切，创必表章，轶往宪来，赫然中兴，多孚敬（张璁）所翼赞”。

谈迁《国榷》：厘革积习，诚雄主也；以严驭吏、以宽治民；以经术为师，以法律为辅；以严明修内治，以安静治边防。

作家张嵚认为，嘉靖帝以其圆熟的政治手段，成功的制造了一个国富民强、文化繁荣的大明帝国。以帝王业绩论，相当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