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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新政（第1页）

嘉靖新政

历史背景

土地集中

明代中期，随着大土地兼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初建立起来的以自耕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分散的土地逐渐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明史·食货志》称：强占农民田产最为严重的，莫过于皇帝的皇庄和诸王、勋戚的庄田。皇家勋戚占领庄田，最早可追溯到永乐年间设于顺天府丰润县境内的仁寿宫庄。明宪宗即位以后，以没入曹吉祥的田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开端。到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北京附近的皇庄有五处，共有田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勋戚、中官侵占的庄田有三百三十二处，共有田地三万三千余顷。其中明武宗即位仅一个月，就营建了皇庄七处，后增至三十一处。诸王、外戚请求及侵夺民田的不可胜数。同时，官僚地主和地方豪强也借赋役不均、天灾人祸等因素大量接受小农“投献”，甚至强占民田。其严重程度，据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奏称：“自从洪武到弘治由一百四十多年，天下田地的数额已经减少了一半，而以湖广、河南、广东缺失的田亩最多。这些田地除了被王府侵夺，就是被农民隐匿。广东没有受封的藩王，田地不是被农民隐匿就是被匪寇侵夺。国家的前途，可不令人担忧。”

国家的赋税土地大量流失，财政日益困难。与此同时，国家对人口的管控也日渐失势。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国家民户有10652870户，人口60545812人。到弘治四年（1491年），国家减少到9113446户，人口减少至53281158人。损失人口达720多万。明武宗正德以后又大度减少，据李洵考察，正德元年（1506年）民户突然下降为915173户，人口下降为46802510人。比弘治初又减少640余万，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则减少1370余万。这些人口，多数因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离开土地成为流民。这样一来，不但使国家徭役人口紧缺，大量流民的存在更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一遇天灾人祸，便揭竿而起。

明代中期，农民起义不断爆发。仅正德年间就爆发大小起义125次。[6]成化年间爆发的荆襄流民起义和正德时的刘六刘七起义，被称为明代中期农民起义的高潮。这些农民起义虽然都被明军一一“剿灭”，但也只是解一时之忧。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仍是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

军备废弛

明成祖时期虽迁都北京，以天子守边，但首都在蒙古铁骑的威胁下，防御负担沉重。终明之世，京师几次被兵临城下，特别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太监王振挟英宗轻率北征，终酿成“土木之变”的悲剧，宣告了明王朝军事力量由盛转衰。而东胜卫的内撤，则直接把河套地区让出。成化以后，河套便成为蒙古部族的根据地，并由此频频入侵，给明朝西北边防造成极大压力，从而形成明代中叶延续百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

除此之外，从成化年间开始的哈密危机也日益成为困扰明朝统治者的沉重包袱。总之，在外部局势逐渐严峻的明代中叶，修举武备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政治腐朽

从明英宗起，继位诸帝多是生于深宫，养于宦官、宫女之手，不了解创业艰辛，不体恤百姓疾苦，一味贪图享乐，崇道佞佛，不视朝政，不见大臣，致使国是日非，政治混乱。在君主荒怠的同时，勋戚和宗室贵族利用特权，请乞庄田、强占民田，私役京军、破坏盐法。比如孝宗、武宗时的外戚张鹤龄、张延龄兄弟在张皇后（太后）庇护下，招纳无赖，侵夺农民田地，擅自拆毁民户房屋，强掳民户子女。并且肆意截取沿路商货，侵夺盐课。其横行不法，可见一斑。[8]

而明代的宦官之祸更是政治腐败的重要根源，仅正统到正德的八十余年时间内，就发生了王振用事、汪直用事、刘瑾用事三次影响较大的宦官干政事件，王朝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正直的士大夫受到打击、压制，阉党丛生，贿赂公行。统治阶级日趋腐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又先后出现两次地方藩王叛乱事件，王朝统治岌岌可危，这迫使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不断提出改革主张。

明孝宗号称“中兴令主”，在位期间，基本上能够亲贤远佞，广开言路。特别是在位末期在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及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等人的辅佑下，欲对盐法、庄田等弊政进行一番清理。但因改革触及大贵族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甚至孝宗的英年早逝都有可能与反改革的阴谋有关。接着，武宗即位，刘健等辅政大臣欲利用孝宗遗诏“厘诸弊政”，即对所谓孝宗生前欲兴革者，都遵照遗诏进行。但生性顽劣的武宗很快投入“八虎”宦官怀抱，遗诏中所列当兴革者，皆废除不予实行。正德朝政陷于宦官、阉党、佞幸手中，武宗更加为所欲为。整整十六年的统治使原本就危机四伏的王朝大厦愈加呈现将倾之势。当然，明武宗的“胡作非为”并没有导致明王朝的覆灭，而伴随着武宗的去世，明朝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改革契机。

直接契机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病死“豹房”。武宗朝的混乱局面随着朱厚照的去世而宣告结束，作为皇权附庸的——宦官失去了干政的依托，一时手足无措。而内阁以其作为沟通皇权和文官集团桥梁的特殊地位，及时做出反应，使这次短暂而少见的“皇权真空”局面向有利于内阁和文官集团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首辅杨廷和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武宗没有亲子亲弟，生前也未确定皇位继承人。杨廷和引用《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原则，确定远在湖北安陆的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入继大统。随即，他利用从武宗病死到世宗即位，皇位悬虚37天，君主统治暂时真空这一特殊时期，总揽朝政，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活动：首先联合手足无措的宦官集团成功逮捕对王朝威胁最大的江彬武夫集团。紧接着，利用武宗遗诏、太后懿旨及由他起草的新皇即位诏对武宗朝积弊开始了第一轮清理。

新政内容

政治

清查弊政

明世宗即位诏书提出了改革弊政的口号。诏书包括80款，长达7300多字。开宗明义就以嘉靖皇帝的口吻提出“兹欲兴道致治，必当革故鼎新”的指导方针。表明厉行改革的决心。而随着即位诏的发布和推行，正德年间的一系列弊政都被革除。所裁汰的锦衣卫、内监局等机构的人员为数148700余人，减免漕粮153200余石，贵、义子、传升、乞升等一切因为恩幸得官的人大多是被罢免褫夺。中外都称嘉靖皇帝为圣人，为之歌功颂德。

明世宗即位后，还根据“遗命”停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除皇庄，令军门办事官校全部回归本卫，哈密、吐鲁番、佛郎机等贡使皆给予赏赐派遣还国，明武宗豹房的番僧和少林僧、教坊乐人、南京快马船以及其他人等，一切罢遣。又根据“遗诏”释放南京的囚犯，放归四方进献的女子，停罢京城非紧急的工程，将武宗的宣府行宫的金银重新放归诸内库。明世宗刚即位的一系列改革收到了朝廷内外的一致好评。

打压宦官

世宗从正德朝接受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防止宦官权力的膨胀。他撤回天下镇守内臣，基本不曾再设；宦官犯罪，则鞭挞至死，陈尸示戒。这并不是说宦官在政治舞台上丧失了作用。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于对辅臣的评价，世宗都仍受到宦官的影响。严嵩与夏言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宦官所进之言决定胜负的。

整顿吏治

世宗也比较注意以人品和才干选拔官员。他多次降旨，要两京大臣、科道及在外抚按官询访贤才，明世宗表示：“如果有才识优异堪当重任的，应当不拘资格，从公举荐，吏部如果遇到空缺，也应当酌情简用，不许避嫌推托。”多年以后，世宗懊丧地对徐阶说：“选贤用人以尧舜和太祖做的最好，像严嵩这样的官员是朕亲自简拔的，竟然没有才能到如此地步。”应当说，明世宗是努力按照他的贤能的标准去任用人才的。

明世宗整顿朝纲还包括整顿朝仪。某御史弹劾某官员在奏事时咳嗽失仪，世宗认为，此人并非故意不敬，可以不追究。同时，他又说了“近来屡次下旨禁肃朝仪，廷臣有许多故意失态的”。禁城内不许吐唾，明初有规定。世宗把这一条提到禁肃朝仪的高度。

限制外戚

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嘉靖八年（1529年），吏部方献夫奏称：“明仁宗洪熙以来，开始封赐外戚，其后外戚一门出现很多权贵，他们的爵位大多世袭相传。”故而有大臣建议明世宗开始实行：已经封爵的贵戚只令其一人终身，其子孙不得再承袭爵位。今后皇亲、驸马，都不得再请求册封爵位。这项制度经世宗裁定后成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蒋太后的娘家及陈皇后的娘家亦不准承袭世爵。

经济

丈量土地

土地失额在嘉靖朝已十分严重。明初土地总额是850万余顷，弘治年间是422万余顷（一作622万余顷）。从弘治到正德，间或有人提到土地失额的严重性，但尚未引起朝野普遍的注意和讨论。嘉靖八年（1529年），霍韬奉命修会典。他指出，从洪武到弘治，天下田亩已减强半，如湖广田额220万顷，嘉靖时存额仅仅23万顷，失额197万顷。河南田额144万顷，嘉靖时存额41万顷，失额130万顷。……广东田额23万顷，嘉靖时存额7万顷，失额16万顷。田亩缺失的原因，有的划归藩王府邸，有的被民户私自隐匿，有的被盗贼侵袭。

丈量土地是朝廷解决土地失额的最主要手段。嘉靖初年，丈量土地的舆论相当强烈。但世宗皇帝不同意通行丈量，理由是怕引起朝野纷扰。这或是因为他对土地失额的严重性尚无充分的认识，或是因为他缺乏同豪势家族作一番较量的勇气和魄力。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条鞭（编）”法，嘉靖时期已逐渐在各个地区实施，这对于解决土地失额问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赋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