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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倭北虏（第1页）

南倭北虏

背景

南倭北虏，是明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就必须面对的两大外患。明代外来的威胁，在北方主要来自游牧民族如蒙古鞑靼部、瓦剌部，在东南沿海主要来自倭寇。当时称为“南倭北虏”。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坚决反对对外滥用武力，他曾明确地讲：“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4]明太祖还在其遗训中再三强调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认识，定下“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5]的以守御为主的国防政策。重建了以长城为主干的北部边疆防御体系，后来又建起了以卫城、所城为骨干，堡寨墩峰相结合的海防设施体系，成功地抵御了外来的入侵。在北方明政府曾设九边以防“北元”，在南方则是采取建立卫所、设置战船等措施，加强海防以备倭寇。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民众出海贸易，主要是与日本的贸易，导致走私活动猖獗。

从1521年（武宗正德十六年）至1582年（神宗万历十年），北方少数民族鞑靼首领俺答汗日益强大，不时率兵南下骚扰，在东南沿海，倭寇也不断入侵，甚至窜至南京，所谓“南倭北虏”的局面已经形成。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葡萄牙据中国澳门不走。地主阶级内部一小部分有识之士，从长远的统治利益出发，主张政治改革。首先是整顿边防，嘉靖末击败倭寇，隆庆时与俺答言和井注意防边。其次是整顿赋役，从局部到普遍施行一条鞭法。再次是整顿工商业，征收轮班银，准贩东西二洋，设水饷、陆饷、加征饷船引银。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还有整顿吏治，至张居正当政时较有效果。这一时期，在诸般矛盾中，显然以民族矛盾最为突出严重，也是处理得最好的。

南倭

明朝的“倭寇之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既有入侵与捍卫主权的斗争，又含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封建制度间的冲突。

＂南倭北虏”是困扰明朝的心腹大患。“北虏”是个老对手，而“南倭”是明王朝面对的一个新对手，没有现成经验供借鉴，往往采取极端的“海禁”政策加以处理。

明成祖晚年，在郑和下西洋后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许可贸易）予日本进行贸易。但后来到了1523年（嘉靖二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葡萄牙人入侵发生了屯门之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

朝廷花大力气在中国沿海进行“剿寇”作战，一直打了百多年，却无法阻挡如浪潮一般的“倭寇”，接连丢城失地，几易督帅不绝，“寇患”越演越烈。

明廷以此中断一切对外贸易，中日贸易从业者生计大受打击，遂成海盗。倭寇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最知名的当是汪直。

明代倭乱，在嘉靖年间汪直集团兴盛时达到极点。统治者很早就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尽管“倭患”明初就存在，但当时势力尚弱，且明王朝十分重视海防设置，未能酿成大患。到嘉靖年间，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倭患渐起。此时东南沿海工商业发展起来，而海禁依然厉行，沿海民众和汪直集团与朝廷的斗争非常引人注目。“闰三月，海贼汪直纠倭寇濒海诸郡，至六月始去。”又载：“时胡宗宪为总督，诛海贼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复勾倭入寇，闽、广益骚。

据《明史·日本传》所说：“倭寇”中“大抵真寇十之三”，而大部分是中国的民间海洋人士，称为“假寇”。因他们对抗“禁海”，被冠名“盗匪”，又因被迫出走日本或其中雇有一些日本人。由于“禁海”，朝廷将这部分本来并不反对王朝的基本人群推向了对立面，一概称为“倭寇”。

所以，不管是外来的“真寇”侵扰，还是国内“假寇”的对抗，造成沿海乱局，都是朝廷“禁海”政策造成的特有产物。“倭寇”不过是沿海民众求生存、海上集团图贸易之利的行为罢了。但是大明王朝守着“片板不准下海”的祖宗之法，极力压制民间海上贸易，导致“南倭”的发生，对于沿海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明朝放弃了开放、开发海洋的机会，却集中力量进行“剿寇”，而且错误地混淆了“真寇”、“假寇”的不同概念，导致越剿越乱的结局。而且，误导了社会舆论，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经过名将胡宗宪、戚继光与俞大猷的努力，倭寇问题在嘉靖末年基本被解决。东南沿海倭患渐次平息以后，长期以来高悬在明廷头上的“南倭北虏”两把利剑，好不容易摘除了一把，朝廷便把主要精力放到整饬北方边务，消除蒙古鞑靼部落的袭扰上。

北虏

元朝残馀力量北逃后，是为北元，北元又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二部。其中鞑靼衰退，瓦剌遂成为中国北疆的最大威胁。此后由于与明朝的长期战争及内乱、内战不休，元气大伤。但在失去了原农业地区的支援和调节，单一的原始畜牧业和不发达的手工业使蒙古人的生活陷于困境。获取汉地的物资成为蒙古部落的期盼。而朝贡和打仗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因而鞑靼、互剌诸部及兀良哈三卫不断袭扰明朝边地，往往是大掠之后自动退兵，形成历史上所谓的“北虏之患”。随着明朝吏治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边防力量渐趋削弱，“北虏之患”日益加重。

瓦剌也先汗在1449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入寇中国，是为土木堡之变。蒙古在此后百年的内斗，鞑靼重夺主宰地位，鞑靼土默特部的俺答脱颖而出，于明嘉靖年间独立建国，进而威胁中原。

嘉靖年间，鞑靼诸部屡屡入犯，兵力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明王朝的腐败军队根本抵挡不住敌人的骑兵。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称汗，遣使议和并求通贡市，明世宗屡次拒绝。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六月，鞑靼首领俺答率领所部数万精兵犯大同、蓟镇，大破古北口入塞，一直攻到北京城下。而明军不仅京营官兵毫无斗志，各路“勤王”之师也怯懦不敢战，听任鞑靼军队在京师周围肆意劫掠八日，满载而去，史称“庚戌之变”。俺答以武力成功逼使明廷答应开市，但北部边境蓟辽地区的滋扰直到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方始消停。

1567年（隆庆元年），俺答数犯边地，而土蛮亦同时入寇，进犯蓟州，蹂躏昌黎、抚宁、**、卢龙，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边境形势极为严峻。朝廷商议对策，工科给事中吴时来提议调两广总督谭纶、福建总兵戚继光、广西总兵俞大猷到北方“专督练边兵”。福建巡抚涂泽民则恳求：“戚继光才猷超迈，忠勇性成，功勋茂著，八闽爱戴，如出一口。……盖一日有闽即不可无此官，乞将戚某专心料理闽事”。兵部意见：“戚某与谭纶向在福建，文武相资，练兵御寇，立有成效，应取回京，共修戎政。”明穆宗朱载垕决定：“速召戚某同谭纶回京，训练兵马，以备缓急之用。

戚继光于1568年（隆庆二年）二月任神机营副将；五月，总理蓟、昌、保练兵事务，节制三镇与总督同；三年正月，破例以总理兼任蓟镇总兵，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谭纶则于1568年（隆庆二年）三月任蓟辽总督；四年十月为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六年七月为兵部尚书，入掌兵部。戚继光兼任蓟镇总兵后，在长期的亲密战友谭纶的极力举荐和倾力支持下，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隆庆六年六月出任首辅）的高度赏识和极度信任下，开始了军事生涯的又一次辉煌。

1570年（明穆宗隆庆四年），俺答为救孙儿把汉那吉，与明朝开始和谈，次年达成协议，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史称俺答封贡。北虏问题至此告一段落，封贡换来北疆过百年和平，直到满清崛起时，九边烽烟再现。

影响

在大明王朝南边沿海的倭寇不断地走私、烧杀抢掠、扩大贸易，不断侵占明朝老百姓利益，并与中国流民、窝主勾结，由开始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后来疯狂地烧杀抢劫；倭寇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修建研制了舰船、武器，总结研究出特有的战术，日本政府由当初的暗中支持，到后来明目张胆地纵容支持倭寇的行径，最后企图以朝鲜为跳板，悍然发动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企图打开明朝东南门户；明朝政治腐败、戎政大坏，让倭寇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肆烧杀抢掠，给中国人留下了血的教训；在关键的时刻，正义战胜了邪恶，团结的爱国志士战胜了贪污腐败、卖国求荣者，为抗倭的胜利赢得了先机；倭寇虽然最终在戚继光等一批爱国将领的努力下被消灭，但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0年之久的侵扰史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更留给了世代中国人民血的教训。

而由于明初的蒙古胡虏问题没有解决，使明朝陷于南北两面作战的窘境，蒙古虽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威胁明朝的地位，但是零敲碎打，不断侵蚀骚扰长城防线，使明朝不得不长期投入巨大的国防和外交资源。明朝开通马市互惠蒙古人，其实也是养虎为患。随着满清的崛起，和蒙古人一拍即合，在战略上挤压明朝的空间，互通声势，曾经强大的明朝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一直到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