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的名头?此话怎讲?”于谦一脸的茫然,那一把长须被迎面吹来的冷风吹得乱成了一片,差不多覆盖了大半张脸,但于谦仿佛没察觉一般。眯着一双眼睛看着杨峥问道。
杨峥并没有立即应答,只是冲着王振一笑,道:“于大人尚且重名节,轻名利,更何况他人?”
于谦微微一愕,随即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古人做史官,往往是要有几根硬骨头的。“秉笔直书”是史家们崇尚的美德。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歌颂的就是古代的几个“良史”代表。在唐之前,按照不成文的规定,起居注是不允许皇帝看的。多数皇帝都遵守着这个规矩,但到了唐太宗李世民这儿情况发现了变化,大唐初年,李世民有感于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担心后人对自己的看法,就让褚遂良负责记录他的起居注。有一次,李世民想取过来看一看,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拒绝了。李世民问他:“我干了坏事,你也一定要记下吗?”褚遂良说:“这是我的职责,当然一定要记。”黄门侍郎刘洎接过话题说:“皇帝有过失,就像日食和月食一样,人们都能看见。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人也记着呢!”
褚遂良是好样的,拒绝了李世民的“非分要求”。然而,李世民想看起居注的念头并未就此打消。第二年(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找到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提出看国史的要求。房玄龄本来也想拒绝,谏议大夫朱子奢劝他说没必要看,但李世民坚持要看,房玄龄便让步了。总算李世民是个有素质的帝王,当他看到“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
史官对当年玄武门事变的内容含糊其辞,还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让他们如实补记当时的情景。这事儿开了头,就一发不可收拾,原本的规矩也荡然无存,史书俨然成了帝王美化名头的重要所在,似朱元璋那种不在乎美名的帝王微乎其微,小皇帝平日里看似什么都在乎,那是没有触动其根本利益,所以才能做到事事忍让,一副好说话的样子,可一旦触动了最在乎的东西,那么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作为守成之君,小皇帝既没有太祖皇帝建造一个帝国的丰功伟绩,也没有成组皇帝开拓疆土的勇气,就连治理国家上也不如自己的祖父与父亲,武的不行,只能来文的,因此在名声上小皇帝却十分看重,不管王振接着他的名义做了多少坏事,这个人说到底是他一手提拔的,惩罚王振等于间接的在惩罚自己,况且王振是跟着他的老人,多年来任劳任怨,就凭这些尚未证实的事情就杀了王振,难免落下一个刻薄寡人的名头,不杀王振一方面固然是有昔日情分这个原因在,但名誉这个缘由显然占据了六成,而王振显然明白了这一点,才显得不慌不忙。
“皇上爱惜名誉不杀王振,就算我们知晓这一点,也毫无办法,总不能逼着皇上学唐太宗吧?”于谦嘟哝了一句,带着几分焦急,几分埋怨。
杨峥嘿嘿一笑,道:“于大人太小看皇上了,皇上不是不杀王振,而是寻不到合适的理由而已?”
于谦冲着杨峥翻了个白眼道:“欺君罔上,密谋造反,这还不算理由么,若这不算理由,天下就没有什么能杀王振的理由了。”
对于于谦话中的怒气,杨峥也不在意,面上依旧挂着几分笑容,轻轻吐了一口气后,耐着性子道:“欺君罔上谈不上,王振所做之事可都是打着皇上的名义做的,虽然在这件事上皇上未必什么都知道,但以王振的聪明狡猾,不会一点都不说,所以在王振所作所为这件事上皇上是有知情权的,至于密谋造反,你既知密谋就拿不出什么罪证来,既没有罪证,如何说王振谋反。”
于谦道:“敌人都打到了城门下,这还不算谋反?”
杨峥道:“咱们的敌人是曹吉祥,曹钦,可不是王振,最大的敌人眼下可在大牢里,一个没有兵权的人,再如何说他谋反,未必有人肯信,更何况咱们还没有寻到最有力的证据。”
于谦有心反驳,可被杨峥几句话问下来一时竟寻不到合适的理由反驳,楞了片刻,忽的大声道:“依大人所言,莫不是就此放过王振。”
杨峥哈哈一阵大笑,爽朗的笑声宛如惊雷,透过箭楼传到了远去久久回荡。
“杨某布局十年,难道就是为了放虎归山,今日我若放过了王振,谁能保证他日他会不会放过我,杨某是个实在人,生平最不喜欢的就是冒险。”
于谦道:“那怎么办,罪名也没有,皇上又舍不得杀。”
杨峥道:“刚才杨某说过,皇上舍不得杀并非是不杀,而是杀人的机会还没到。”
于谦道:“机会,若这机会一直没来,这王振就一直不能杀么?”
杨峥眼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似是回味一般,方才低声对于谦说道:“机会没有咱们可以制造机会,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不成”?
于谦狐疑的看了杨峥一眼,道:“如何制造。”
杨峥一字一字的说道:“谋反”。
于谦道:“大人方才不是说……?”
杨峥没有给于谦继续说下去的机会,抢过话头道:“不错,我是说过谋反没有罪证,但并不表示不能制作出罪证来,天下任何一件事只要有心人去做,黑的也能是白的,白的也能是黑的。王振早已黑得透顶,咱们这么做不过是为了给世人留点清白。”
于谦道:“既是如此,不知大人准备怎么做?”
杨峥道:“方才杨某不是说过么,这事儿除了于大人外,任何人都不能做?”
于谦道:“大人如此信任,卑职深感荣欣,只是不知大人让卑职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