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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如何与安徽商人打交道（第3页）

6．缺乏自觉的商业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出了一个炒瓜子的“傻子”年广久，他凭着一把锅铲，在几年内，炒出了百万资产，成了中国最大的个体经营者。然而1990年6月，年广久被指控犯有挪用公款罪、污罪、流氓罪。法院经过认真审理后认为，“所谓挪用公款罪，不能成立；贪污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流氓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在三次取证后，法庭于1991年5月开庭审理，以流流氓罪判处年广久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

1993年3月，年广久在被关押了两年半后，释放回家有趣的是，年广久对法院的判决心悦诚服，并多次流露感激之情。

年广久这位无业市民，充当了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了商品经济济的冲浪儿、弄潮儿，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但是，出身小商贩家庭的年广久，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文化，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他的思想、行为方式乃至性格，都有着小生产者阶层深深的烙印。这样，小生产者与大市场的矛盾在他身上就极难调和地表现出来，以至于他成为了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根据史料记载，后辈徽州人走上从商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三类：

（1）为家境贫困所驱使。

（2）尽孝而遵命。

（3）被周围的尤其是宗族的习惯要求所左右。其典型的例证是，许多村落和宗族已经形成经商的传统，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村民族众争取奔往一途。更有甚者，许多家族已把经商当作维护本族社会声望的手段，以宗法的力量，把同族的青壮丁众赶向商旅之途。

以上三类原因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缺乏自觉的商业意识。

商业行为上的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自觉与不自觉，从根本上来说反映的是文化心态的差别。徽州早期商人和他们的后继者就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

在小农文化观念的引导下，徽州商人始终没能树立起商业效能的观念，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始终没能培植出对商业的忠心。

（1）徽州商人中从商而终的少，多数人无论是发了家或是赔了本，最终还是叶落归根，返回到以农为本的老路上来。

（2）在安徽，有巨富之称的盐商们于其商名之外一般都有别名，物质的富翁却是精神上的贫困户，财富并没有使其摆脱对商人身分的卑微感觉。

（3）客籍在外的商人生活的奢侈、糜烂是惊人的。

（4）置田建房修祠宇，几乎就是徵商资本的唯一出路。

所以，当中国逐渐步入近代社会，受着近代文明洗礼的东南沿海商人与之展开竞争时，徽州商人屡遭失利以至最终走向败落，也就成为必然了。

他们的这一经商传统在当今安徽人当中仍大有市，因此，在与他们打交道时，可以在这一点上动一番脑筋。

7．学习徽骆驼精神

徽州文人唐顺之说：“新安土跤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这就是说，徽州的地理环境比较恶劣，没有太多适合农业的土地，所以徽州人如果要生存，只有仰仗经商。历代徽州的县志，也有着同样的说法。万历年间的《歙志》说：“今邑之人众几于汉一大郡，所产谷粟不能供百分之一，安得不出而糊其口于四方也。”当然，徽州的地理环境与徽商的兴盛有一定的关系，徽州人必须以竹、木、茶、炭等土产换取粮食，从而造成了悠久的商业传统。

由于徽州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它的安定和秀美的山水，使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避艰难，迁移到了徽州这个“世外桃源”之中。所以，徽州实际上是一个移民社会。

根据历史记载，徽州的大移民最早是在两晋时期。中原发生了“永嘉之乱”，造成了人口南迁的高潮。中原的氏族在南下之后，由于东晋的小朝廷内部混乱，因此当时有9个家族直接避难到了徽州。随后是唐末五代时期，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中原动荡不宁，生灵涂炭，于是更多的士族南迁，这个时期，迁居到徽州的有24族。最后一次大移民是在两宋时期，由于“靖康之乱”，金兵入侵，迁居到徽州的有15族。《新安名族志》中说，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

徽州的山是封闭的，而徽州的水是开放的：也许，水的流动，使中原的士族源源不断地进入徽州，而山的凝固，让中原古老的文化在徽州沉淀。

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他们没有了做官的特权了，他们也不能依靠庄园制聚族而居了，宗族的力量似乎已经削弱。

但是，士族们重新找到了强化宗族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理论。

我们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无非是这些宗族理论的物化。强化这种宗族观念的过程，也就是徽州文化的变迁的过程。

古徽州山林中的土著山越人的“剽悍尚武”，这种因素自然会或多或少的留存下来。封闭的地理环境，异乡人以家族为单位的迁居，也造就了徽州人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宗族观念。徽州居民，自古以来都以族姓为单位，团聚在自己某一始祖或迁祖为中心的区域内，形成了严密的宗族观念。甚至于居住的村落，也以族姓为村名，如黄姓家族的黄村、汪姓家族的汪村、许姓家族的许村，洪姓家族的洪坑、至今仍保持着这种聚居格局。

而徽州民风的理性因素，当是儒家文化“不以力服而易以理胜”的熏陶的结果。

古老徽州的民风是剽悍尚武的，在这些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之下，徽州的民风“益向文雅”。这就是新安文化。

一方水土一方人，在中国显耀一时的徽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成长起来的。我们可以在无数徽商成功的事例中，发现这些地域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徽州社会成员的构成中，有中原的望族、名门或书香子弟；或者是来徽州做官之后，因为社会变动或个人原因而留居徽州。由于外来人口很多，见过大世面，所以他们向外发展的野心，创立新事业的理想，绝不是其它闭塞的山区人所能比拟的。在徽州人的潜意识中，向外的扩张是根本性的。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似乎注定有这样一个痕迹：无论是考官还是行商，最主要的目的，是走出这个封闭的地域。而地理环境的恶劣，更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意识的张扬。一种恢复祖先辉煌的梦想和使命感，始终萦绕在徽州人的心中。正是这种向外扩张的欲望，使徽州人逐渐走出了地域的局限。徽州人的移民情结，使儒学中宣扬的宗族观念更加强化。只有形成牢固的宗族团体，才可能保持家族的纯洁和与外人竞争的力量，乡土观念和宗族观念，使徽州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徽州人的性格不是一种山区人的自我固守，而是既有山区人民的艰苦创业精神，又有中原人民的视野广大、心胸宽阔、努力创新的性格。

正是这种性格，造就了徽商的辉煌。

胡适曾经把徽商比喻为徽骆驼，把徽商刻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

徽商的巨大成功与徽骆驼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经常“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徽商自己说：“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他们“诡而海岛，罕而沙漠”似乎无处不在。这种冒险进取的精神，尤为可贵。

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

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回乡”，“萝卜”谐音“落泊”。有谚道：“徽州商人心里慌，怕卖茴香萝卜干。”

据说以前徽商离家出去做生意，他往往带了几件东西，一个是背东西的网兜，还有一个是绳子，还有一个是米粉。带米粉出去，是说他到一个地方肚子饿了，只要找当地的人要点水来冲一下，调一下就可以吃，根本不用花钱。而网兜是用来背东西的，那么绳子呢?是如果网兜破了，绳子拿来补一下。很多人又说，这条绳子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来上吊。这种说法虽然有点过分，但是，由此可见徽州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家立业、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成功的徽商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女性，他们最初走上经商的道路，是和他们的妻子的支持分不开的。她们往往拿出自己心爱的嫁妆，变卖后给丈夫经商，自己却在家省吃俭用，含辛茹苦。著名徽商汪应享，苦无资金经商，其妻便将珍藏的嫁妆全部拿出变卖，支持丈夫经商，自己在家中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成功徽商江才，家底薄，其妻毅然摘下自己带着的首饰，作为丈夫经商的资本。由于有妻子大力的支持，以至最后“累金巨万，拓产数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