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朝中这些变故,都是韩烈授意下,由吕大器联合高弘图,姜曰广,倪元璐,张慎言,张国维等朝中大臣搞的政治斗争。
为此,张慎言也以右都御史,入阁办事,拜为东阁大学士。
虽然同为东林党人,但高弘图,姜曰广,倪元璐,张慎言等人,却与钱谦益,吴伟业这帮以道德文章装扮自已之徒,走的道路截然不同。
钱谦益明显是务虚派,以道德文章行走天下。
高弘图等人则是务实派,他们主张王阳明的心学,讲究知行合一,以振兴家国为已任。
可以说同为东林党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事实上明末很多东林党人,是被迫打上东林标签的。
因为天启和崇祯两朝,阉党,浙党,楚党,齐党,包括东林党党同伐异,互相拆台,把朝堂弄得一团糟。
崇祯继位后,阉党覆灭,很多人为了自保,被迫加入东林党,为的就是寻求政治庇护。
其中孙传庭就是这类人,他一个山西人,莫名其妙就成为了东林党人。
还是史可法,他是河南人,就因为跟东林党人走得近,也就列入了东林党人。
事实上东林党在万历末年,天启初年的势力,远不如阉党,甚至其中还包括了其它各大派系的成员。
只因为东林后来崛起,从而浙党啊,齐党之人,也都加入了东林一派。
以至于后世说起明亡罪魁祸首,统统都加到了东林一派身上。
虽然他们责任不小,但称之为罪魁祸首,他们还真担不起。
缘由很简单,因为明末的官场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贪官污吏横行,庸官坐吃等死,整个官场秩序混乱。
加上天灾人祸,起义不断,最终演变为国破家亡。
从兖州回到徐州的韩烈,虽然忙于整编军队,但同样没有忽视农耕问题。
三月中旬,韩烈亲自带领徐州知府黄锡衮,铜山县令薛广,县丞姚启圣等一众官吏。
在铜山城南,举行了春耕祭祀和犁田活动。
之所以搞得这么隆重,主要是为了推广红薯,土豆,玉米的种植。
这三种新式农作物,在广东,福建,浙江山区,在万历末年就有百姓耕种,包括江西也有试种。
但在徐州府,乃至山东境内,却还是头一次。
铜山县作为徐州府附郭,境内有水田十万倾,旱地也有好几万倾。
旱地灌溉困难,往年百姓主要种植大豆,苎麻,桑树养蚕为主。
但韩烈通过浙江巡抚祁彪佳,从浙江运来一批红薯,土豆,玉米种子,决定在铜山的旱地,试种一万顷。
只要今年这一万倾土地试种成功,来年整个山东布政司行省,包括江淮各地,都可以全面推广。
红薯,土豆,玉米这些新农作物,虽然是从海上先传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
但在清朝中期,却在中原地区,得到发扬光大,反而江南地区种植的少。
归根结底是江南水田多,旱田少,无法形成大规模种植。
但在中原北方地区,雨水少,旱田多,更适合种植这些农作物。
加上这些物种适合中原土地和气候,亩产又高,从而成为重要粮食生产。
控制漕运和盐业,开海通商,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那么推广新农业的种植,那就是为了粮食生产。
韩烈想要掌控军队,就离不开钱财和粮食。
要想获得民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老百姓吃饱肚子。
所以粮食更是不可或缺的重中之重,所以韩烈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一手拿枪,一手种粮,只有两手都硬,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