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修马上提醒:“主上,师偃性子急,你得提前跟夫人做好沟通——对一国之君逼债要讲究礼仪,我们必须有礼有节……这些,都需要主上与夫人交代好,谁该说什么,谁不该说什么,什么话由谁来开口,需要预先规划,免得到时出了岔子。
这种沟通必须尽快,我们明年的筑城计划已经耽误了,万一师偃暴躁起来,私下怂恿夫人催逼国君还债。而主上这头,万一面临国君的求肯,该如何应对?”
刚才的交谈中,武清直接称呼悼公为“国君”,这不是一种恭敬的称呼,但因为武清原本不是晋国人,所以他的称呼也无人介意。
可是,坏习惯是传染的,如今,一贯讲究礼仪的师修也放弃了“君上”的尊称,而以“国君”来称呼悼公,说明师修虽然没有表态,但欠了债的悼公已经让他失去了敬意。
不过,师修的转换称呼倒是提醒了赵武,他马上改用尊称:“君上在潞氏筑城,城池修好之后,我赵氏在甲氏的领地就不是边境了,这样一来,原先协防的智氏私兵可以抽调回去,我们自己家族的武士也能抽调出部分力量,全力防御霍城以北戎人的侵扰……
所以君上筑城的行为,是在为我赵氏分忧啊,我赵氏不过被调去了一些物资,就能让大部分兵力抽开。而减少了狄人的威胁,我们在甲氏新筑的城,即使城墙单薄一点也可以忍受——养活甲氏的武士需要花多少钱,省下来的钱足够抵偿那些物资吗?
所以,君上既然打了欠条,我们也似乎不能立即催帐,需要先缓一缓……你们说,是不是这道理?”
师修闭紧了嘴,武清无所顾忌,他脱口而出:“赵氏修筑城墙,防御的岂止是外敌的骚扰?”
赵武笑了:“诸位过于警惕了。晋国卿大夫之间的争斗虽然惨烈,但现在是韩伯(韩厥)当元帅,至少在他的任上,赵氏没有什么好担忧的。韩伯退下之后,只要我还在位子上,只要君上还是国君,又岂会亏待了赵氏?
你们转告师偃一声,我们别急着一次性建立一个完善的城市,可以先把长治城建起来,即使城墙单薄一点,但我们也有十几年的工夫去完善城防体系,别担心什么。”
师修转换了口气:“如果不担心建筑材料的短缺,说起来,国君借走一点粮食,倒不是什么大事。别的家族都缺粮食,但我赵氏从数年前就开始推行楚国稻种,农夫两季耕作,领地内粮食等于凭空增加了一倍产量。
如今我们粮食多得仓库里堆不下,已经开始酿酒,但酒瓮也堆满了酒窖,国君从我们这里调去部分粮食,倒给我们腾出了一些地方。”
武清低声补充:“没错,师偃对借出去的粮食倒没有抱怨。但齐策怕消息传出去,其他的家族看到我们粮多,嫉妒与怨恨,所以他给卫城那些归附戎人、狄人们调拨粮食,都用装酒的木桶运输,以隐藏真相。目前,我们在壶关仓库里的粮食,养活那一万多名来投靠的胡人部民一点不艰难。
主上,我认为我们的步子还能迈大一点,甲氏荒凉,我们要更多的接纳各部牧民。我们的骑兵多了,战马多了,才能更快更好的掌控甲氏——我们现在是跟国君抢时间啊,不能不激进一点。”
春秋时,粮食是战略物资,禁止公开销售,所以市场上从来没有粮食出售。各国缺粮了,只能通过外交手段,用其他国家紧缺的物资来交换粮食,而贵族之间也一样,比如赵武之前缺粮,就要用手中熟练的工匠与其他家族交换粮草。
现在赵氏生产的粮食多,但这些粮食不能拿来出售;而其他的家族虽然缺粮,但他们却拿不出赵氏期待交换的紧缺物——人力。过去,赵氏只能低调的装穷,尽量把多余的粮食储存起来,或者酿成酒埋入酒窖,但现在,武清的建议等于一丝曙光……既然粮食能诱惑游牧部落卖身投靠,赵氏人口数大幅增长的契机就出现了。
狄人、戎人多了并不怕,春秋时代,人们对国家概念并不强烈。赵盾身上流着狄人的血脉,狄人没有拿赵氏当外人。赵氏需要的是士兵,以及擅长培育战马的人才。狄人来了,简直是瞌睡遇到枕头。等若干年后,游牧部民彻底融入赵氏,谁能分得清华夏与夷狄?
孔夫子怎么说——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
“让齐策把欠条收藏好,我对娇娇很有点期待,真希望尽早知道,他国君用什么还账?”赵武想到这,满脸的幸灾乐祸:“我们的粮食要提价,要尽量吸引狄人投靠,投靠的部落民要迅速按井田制分割,按我们晋国的军事民事编制,散布到四乡。
战争还在继续,我们要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上,所以,这些狄人戎人要尽快同化:给他们教授晋国的军事常识,教会他们晋人的战斗方式。够标准担当武士的,要尽快纳入观察范围……”
赵武把自己记忆中所有诱拐、洗脑的招式都倒了出来,等他吩咐完,又想了片刻,认为再无遗漏,便深沉地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动作一点要快!”
留给赵氏的时间确实不多了。这一年,垦荒筑城之风刮遍春秋列国,除了晋国在忙外,齐国也乘霸主无力东顾,出兵攻打东边的莱国。齐国大臣晏弱初步动作是在莱国边境修筑东阳城(今山东省临朐县),进一步威胁莱国。
与此同时,秦国继续扫荡西戎,成为戎地霸主,像模像样第要求戎人小部落“纳征”,并不约而同地在西戎一地大肆修建城池,以进一步开发戎地。
春,晋国新任国君下令大法官士弱“修范武子之法”,正式颁布实施全国。
自此,晋国法律从“习惯法”走向全面“成文法”。
范武子是前元帅“士会”的尊称。士会在担任元帅时,修订与完善了赵衰赵盾制定的法律体系。故此,晋国人习惯把本国法律称之为“武子之法”。
但即使是士会的所谓“完善”,其中的很多内容依旧是粗犷的概念性条文,可执行性上远不及赵武依据现代法律条文所制定的《赵城律条》。故此,士弱受命在修订“范武子”法律后,在许多地方参照了赵城律条,这使得晋国百姓在其后,习惯性地将晋国新法律称之为“赵武子之法”,或“赵律”。
同时,楚国使臣抵达郑国,向郑国传达再次侵略宋国的命令,此时的郑国刚刚解散去年集结的军队,正忙于春耕。楚国再次下达的任务,令郑国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大臣子驷认为楚国给的指命太多太重,难于负荷,请求顺服晋国以得到喘息(息肩于晋)。但郑成公态度坚决,匆匆下达了军事集结令。
消息传入晋国,晋国国内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接获郑军集结的消息,悼公焦急的等待着韩厥下达全国动员的命令,但等了小半个月没有消息,他急忙赶往元帅府,亲自询问韩厥的决定。
春秋时代,国君跟臣子之间礼节上的差距并不明显,国君前往元帅府聆听元帅的主张,也就是平常事,何况晋国向来是执政掌握治国的权力,国君只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而已,所以悼公穿过元帅府的时候,并没有引来护卫士兵的诚惶诚恐,他们只是站在原地行了个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