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过吗?省里那么多领导为我送行,让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不敢敷衍塞责,只能谨慎小心,如履薄冰,一步一步了解情况,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我说。
“你再说第二个问题,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吧。”县长马志说。
我说:“矿业公司就像一头正至盛年的猪,膘肥体壮,被人卖了三次,一次比一次贵。第一次,由月光县政府卖给了能利投资公司,评估价25。88亿元,实际成交价18。88亿元。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你脑瓜比我好使,数字记得准。”马县长说。
“县长办公会,县委常委会都是你主持的,你应该记得为什么少卖7亿元吧?”
“当然记得,我还记得在民主生活会上,我还专门谈过呢。”马县长说。
马县长说:“当初收购方,能利投资公司承诺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我主持县长办公会和县委常委会决定,在评估价的基础上,少收了7亿元。因为能利投资公司说,扩大再生产增加的税收远远多于7个亿,他们要用钱扩大再生产,可以用增加的税收来弥补少收的7亿元。”
马县长说:“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上当受骗了,能利投资公司没有继续投钱,而是把矿业公司卖了。关于这件事,我当时是代理县委书记、县长,我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说实在话,让一个更有实力的公司来接手,投入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发展壮大矿业公司,增加职工就业,增加税收,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你拍板少卖了7亿元,也不是不妥,也可以放到桌面上光明正大来说。”我说。
“可是,可是,接手的能利投资公司根本不是想发展壮大矿业公司,而是只想着怎么坑国家,最终祸害百姓,从中转手获利,获暴利啊。”我说。
“其实,我在第一个问题里,已经说到了。假若当初我们把工作做细些,做扎实些,做谨慎些,做把握些,多找一些评估公司,多对能利投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我们就不会这么被动了,不会这么‘受伤’了,不会上当受骗了。”我说。
“是啊,是啊,这是给我的一个教训啊。教训极其深刻,沉痛,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啊。”马县长说。
我说:“以后的事,就脱离了我们的掌控了。第二次,能利投资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云彩运集团公司,评估价51。55亿元,成交价51亿元。对比第一次,你有什么想法?”
“悔不当初,五味杂陈啊。”马县长说。
我说:“更让人一言难尽的是第三次,云彩运集团公司把矿业公司卖给了央企纵捭集团,评估价126。66亿元,成交价126亿元。对比我们第一次卖的18。88亿元,我们连人家的零头都算不上啊。”
我说:“也就是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经过三家国家认可的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矿业公司的资产价格一次比一次高,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央企成了最后的‘接盘侠’。”
我说:“因为纵捭集团是上市公司,收购矿业公司需要公告,需要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幕后操作难度加大,反对声一直不断。纵捭集团毕竟是大股东,虽然收购被通过,但也成为纵捭集团老总被‘双规’的导火索。”
我说:“纵捭集团老总被‘双规’后,矿业公司就无人管理,就成了一个乱摊子,导致公司停工,矿工下岗。用省委书记上官云飞同志的话说,‘职工无事干,工资无着落,职工情绪正处于爆发的前夜,情况十分不妙,也可以说是十分危险。’”
“上官书记也知道这件啊?”马县长问。
“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稍有风吹草动,就可以传遍四方。何况这么大的事,上官书记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上官书记是什么想法呢?”马县长问。
“上官书记的意思是,从最开始查起,从第一次买卖开始查起,第一次交易毕竟是从月光县开始的,县里毕竟是研究同意并签字的。”我说。
“上官书记说,要具体查,比如说怎么评估?怎么定价?怎么决策?怎么交易?县里查不了的,交市里,市里查不了的,交省里。省里查不了的,报中央。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我说。
我看见马县长直愣愣望着我,脸上掠过一丝惊恐的神色,随后很快恢复了平静。
“上官书记说的好,决心很大。是应该好好查查,决不能不了了之。”马县长说。
我说:“这就说到第三个问题了,对石远方过不去的问题。我首先要跟你说明我的一个观点,不管你认同不认同我的观点,我都要跟你说出来。那就是,不是我们跟石远方过不去,而是石远方跟我们过不去。”
我说:“矿业公司这么卖来卖去,十分诡谲,十分邪乎,十分玄乎,让人疑窦丛生,百思不得其解。”
我说:“不瞒你说,我很希望能把里面的事情弄清楚,我很希望把那些贪赃枉法之徒绳之以法,我很希望能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我说:“我很希望弄清真相后,把这一切坦诚地告诉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是人民的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应该伸张正义,为人民、为国家赢得尊严。”
我说:“我说的这些,你可能听不进去。但找到石远方,设法弄清最初的源头,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我说:“种种迹象表明,矿业公司是石远方力主要卖的。找到石远方,就是要弄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他这么做的初衷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