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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民国初年四川自流井（第1页）

第十二章

民国初年四川自流井

此后两个礼拜，没了白牧师的音信。我去学校与其他的牧师打听消息，却是得知此时全世界都在流行这可怕的流感。从美国的纽约和波士顿到欧洲的伦敦和巴黎，乃至东瀛日本，人的生命突然变得如风般脆弱，说走便走了。

这样一个小小的，看不见的病菌做到了那些钢铁的坚船利炮在四年鏖战中无法做到的。交战的各方终于疲惫不堪，德国在十一月十一号那天宣布停战。这消息传来，即便在中国，在我们的自流井也是轰动如潮。我想那时在乡野的国人未必去思辨公理如何战胜强权，大概更多是心中的一种窃喜。咱们中国人这么多年挨外国人打，如今终于做一回战胜国。

等到下元节前一天，德诚一步一踮地跑来找我，说是白牧师有信来了。他手里捧着淡黄色的信封，像捧着圣物般小心翼翼地承到我面前。

德诚见我没有接信的意思，便说道：“少爷，您都等了这么久，终于有消息了，快看看吧。”他一边说着，黑亮的眸子里同样也闪烁着期待的光。

此时我仍是迟疑，既像在问自己又像在问他：“万一是坏消息怎么办呢？”

“少爷，都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像白夫人这样大福大贵的人，老天—哦，不对，应该说是上帝一准会保佑她老人家的。”他沉吟片刻，又接着说道：“唉，万一她真有个三长两短，这也是命，您总要知道不是？说不准还能帮帮白牧师和他家小姐。”

见我还是迟疑，德诚低下头又看了看手中的信封，吸了一口气，便像是要下定大的决心：“您要是不敢开，我就替您拆了。只不过这洋文我没学会几个词，这信还得您自己看。”一边说着，他双手轻快动起，应声撕开信封，抽出了信笺。

德诚把对折的信笺打开，捧在手里，又递到了我面前。这一次，即便我不想，那些词句也由不得我，一个接着一个地跃入眼帘。

“亲爱的乔治，

我三日前到了上海，现在此等海轮回美国。有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我接到伊莎白拍来的电报，我深爱的白夫人，已离开了我们。她走之时，虽然身体在极度痛苦之中为呼吸而挣扎，但有伊莎白和中国教友在四周陪伴，她的灵魂是平静的。

虽然此时极度的悲伤笼罩在我心头，但我深知是主召唤了白夫人。我们不应把这看成是悲剧。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主召唤，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景之下离去。我希望在那一天到来之时，我也能用同样的平静面对我们的造世主。

伊莎白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她的勇气甚至让我这个父亲也自叹弗如。她一个人在黑暗中，握着母亲的手，给她最后的安慰，为她送行。伊莎白说自己并不惧怕周围还在肆虐的流感。她说这或许是主放在我们面前的考验，可是她，她在之前已经历过这样的考验。既然上帝把她留在了人世间，那就必定还有重要的使命给她。你一定会和我一起为伊莎白祈祷和祝福的。

我回到波士顿的时候，应该会是一月下旬了。那时春季的学期就会开始，我也会尽可能帮你安排好考试的事宜。你需要明白，此时我虽然仍然希望，但已不可能完全如我们之前计划的一般全心一致地帮助你了。

我想你不会怪我。你是一个大孩子了，或许我应该说你已经成人了。也许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觉得自己还无法应付一个成人所需要面对的责任与考验。这也不要紧，其实你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的身体往往会在我们意识之前便准备好了。

我还记着伊莎白在学步的时候，起初总是不愿放开我们的手。这样走对她其实不便，抓住父母手的那半边，总是会因为掣肘而掌握不好平衡。可无论是她，还是我或白夫人都不愿松开那层保护。

直到一天，我领着伊莎白在庭院中走路，早春的细雨在石板上留下了薄薄的一层水珠。我因为一手要牵着伊莎白，便需弓着腰，小心前行。可越是小心，却越容易失误，不知为何，脚下觉着一滑，便要摔倒。

我放开了手，自己重重地摔在了石板地上。那一刻，我的脸侧着，正好能看见伊莎白。她不但没有摔倒，反而稳稳地站着，只凭着自己的力量，便站定了。看到这儿，我也顾不上身子的疼痛，只是冲着她笑，而我这笑容，竟引得她向我走了过来。一步、两步，三步，走到我面前，虽然还有些不稳，可这是她第一次自己走路，没有任何的胆怯。

我讲这故事就是想让你明白，作为你父亲的朋友，我答应了将尽我之力帮助你。可作为你的老师，作为你的朋友，也许早些放手却是更好的。现在外间的情况插手，我便也不得不放些手，我相信你会走得更好。

你如愿意，可以给伊莎白写信，告知她你的情况。我想她在此时也会高兴读到你的来信。”

我拿着这信，反复地读着，暗自思量那信中为何并非是充斥着悲哀，却有种温暖人心的安慰？一阵初冬的微风袭来，夹杂着几分寒意，手中的信笺轻曳，我忙地握紧它，怕那手中的金线一下子就丢掉了。

“少爷，到底怎么了？”德诚想来是在一旁已焦急地看了我许久，却是琢磨不出我脸上的神情是喜亦或是忧。

我摇摇头，心里想着德诚是不会明白这些的，就只淡淡地说道：“白夫人故去了。”

我这话虽说得平静，却是引得德诚脸上一片惊愕，嘴里一连串地问着：“这可怎么好。我看最好是我去学校打听打听，说不准其他的牧师还有旁的消息。老爷那儿，咱们是否也去报个信儿，以老爷的名义发个唁电？”

德诚这些问话无疑都是此时该问的。他能想得周全，也识大体。可我心里想的却不是这些，或是不愿去想这些。我见德诚在等着我示下，便轻轻地点点头，说道：“先禀告老爷，旁的就按你说的办吧。”

德诚张张嘴，想来是还有话要问我。可他恐怕也看出我此时是神不守舍，就算问也问不出什么妥当的法子，便只得勉强地转过身，拖着僵硬的左腿，一步一挪地出了院子。

祭灶那天早上，德诚送来了一封信。看那厚度，我便知道一定是伊莎白来的。盲文纸的质地厚实，那信拿在手中，沉甸甸的感觉给人带来安慰。

我一直盼着伊莎白的信，可却不能就此拆开。民国八年的旧历年与往年不同。因为我准备着那年夏天出洋，这便是走之前最后一个年，父亲自然极是看重，一应祭祀之礼均让我小心准备。德诚过来，除了送信，便是唤我陪着父亲去准备祭灶。

父亲见我到了，指了指供桌上准备各样祭品，肃然叮嘱道：“这些祭礼，你到了西洋，也要记着，不可跟着洋人们把咱们自己的规矩坏了。”

我虽不知在外洋是否真的能找到地方做这些祭品，但既然父亲说了，做儿子的也必定要顺着他的心。我默默地点点头，站在了父亲身后。

“功课准备得如何了？”父亲关切地问道，“罗大人来信了，说是培真原本该是明年从清华学堂毕业的，可他也想今年就考一个试试，你可不能让父亲丢面子。”

“白牧师也说培真的天赋很高，要是他也能今年去留洋那我还有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