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银行取钱的路上,韩春雷也在脑子里复盘着整件事情。
当初把春雷茶业挂靠在村大队,的确就是防患于未然,防着有一天有人揪着个体户的问题来搞他。
因为在深圳,挂着集体企业的名头,在外面做生意的个体户,也不是他一个人这么干。
高速发展下的深圳,也默认和允许这些商人们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只会抓大放小。
只是他没想到,陈永攀他们会跳过深圳,直接把举报信送到自己老家。
这一招是真够毒的。
一旦被陈永攀他们得逞的话,性质到底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韩春雷只要看一看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就知道了。
年广九是安徽芜湖人,和浙江杭州一样,都是内陆地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大地回春,年广九开始在家偷偷炒瓜子,然后沿街卖瓜子。三四年间,他的瓜子作坊直接扩充到一百来人。
后来,有人直接把他这个雇工人数问题向上面写信举报,说他资本主义复辟,是剥削劳动人民。
结果是年广九的瓜子作坊被封了,人也被带进去了,瓜子原料积压报废,亏得血本无归。
直到过了一年多,此事的社会舆论惊动了专案组到安徽芜湖来调查,并上报给中央,最后才惊动了总设计师。
韩春雷算了算,自己深圳这边的雇工人数,加上柴家坞那边的雇工人数,都快小四十号人。
在老家被举报的话,解释说挂靠村里这套说辞,肯定是行不通了。
这是个定时炸弹,必须要尽快解决。
离那封举报信邮寄到杭州,最快还有七天的时间。
今天花两千块钱买了消息和这封举报信,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他为自己争取到了至少七天的时间,来处理这颗炸弹。
一路上想着捋着,脑子里也渐渐有了头绪。
……
晚饭,是在张喜禄家吃的。
吃饭的时候,韩春雷把下午沈融过来的事,说了一遍。
张喜禄听完,顿时慌了:“春雷,我可没跟人说过,唐楼是你转租给我的啊!
”
韩春雷点了点头:“我知道你不会。”
“那会不会是豪哥说的呀?毕竟这服装生意是你跟他一起搞的。”张喜禄的媳妇儿阿兰推测道。
张喜禄连忙摆手,说道:“豪哥这个人呢,朋友多,交游广,但嘴风很紧,不会乱讲话。”
说完,张喜禄有些难为情地看着韩春雷。
毕竟这间办公室,是他出面找韩春雷借的,春雷讲义气,一毛钱没收,免费给自己用,结果却被人拿这个来说事。
诬陷他转租给自己,赚取高租金,还要告他投机倒把。
万一真因为自己出个好歹,真是……诶,张喜禄有点后悔了,后悔当时为啥就想沾点小便宜呢?
“喜禄,你别想那么多。如果单单只是唐楼办公室这个事情,他们搞不了我。他们只是想把举报材料写得厚一点而已,所以这不关你的事。”
韩春雷看出了张喜禄的愧疚,开口道:“陈永攀他们想搞我,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既然有心要害我,当然白的都能说成黑的。不过以防万一,办公室这个事,你明天跟我去一趟东门墟街道。我和街道谈,把你也变成承租人,到时候办公室你就可以继续放心大胆地用着。毕竟现在的东门墟,真是旺到一铺难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