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3号,我在从巴黎去布鲁塞尔的火车上遇到了陆云凤,当时她穿一件红色的丝绸衬衫,戴着遮住大半边脸的墨镜,刚启动的火车摇晃的厉害,她也跟着一摇一晃的向我走来,坐在了我的对面。那一天,我们是那节车厢里唯二的东方面孔。
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她,当然不是因为她看上去跟我同族,而是因为她的那件红色衬衣,红色是我钟爱的颜色,见到任何红色的物体都会难免多瞟一眼。
我当时试图想象方果儿穿上那件红色衬衣的样子,但是努力了几秒钟,不得不放弃。因为我跟果儿实在太久没见,我几乎已经忘记她长什么样儿了。
方果儿是我的女朋友,必要场合,也会被介绍为孙夫人。我们在一起七年,每次在谈论结婚时,都会因为孩子的问题搁浅。她想要孩子,我不想。
她据此认为我不够爱她,因为她的一个姐妹跟她说:“如果男人说不想要孩子,你一定要明白,他只是不想跟你要孩子。”这句话背后还有个生动的故事,所以令方果儿深信不疑。
尽管我无数次的跟她说,我不想要孩子,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好父亲。
有很多次,我想过跟方果儿分手。虽然我不想要孩子,但是我得结婚。我的工作要求我得有一个家庭,至少是两个人的家庭,以显示我是一个靠得住的男人,能成为负责人的领导者。
但是最终我们也没有分手,倒不是因为方果儿不肯,我知道她早就不爱我了。我们没有分手的原因说起来很荒唐,是因为没有时间。
我跟果儿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我们有许多联名产业,如果分手,这些产业势必要做切割,还不能全部交给律师办,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毕竟我任职国企,她是公务员,这里面有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东西。
我正想着跟方果儿之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忽然听到对面传来一声意义不明的声音,我抬头,看到坐在我对面的红衣女人在笑。我问她笑什么,我指了指我手里的书说这是我读初中时候看过的小黄书。
我手里拿着的是一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初二,专门挑那些描写男女情&事的段落来看,露骨的词汇总是令人亢奋。
不过初中过后,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另外的东西,譬如我翻开的这一页上的这句话:“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在红衣女人上车之前,我已经把这句话读了好几遍,如果不是她的出现打断我的思绪,我想这会儿我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我最近总会无端端的难过,有人说这是抑郁症前兆;抑郁症最近几年成为圈里的流行病,很多人自杀的原因被归咎于此。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自杀,一定会留下完整遗书,让他们知道这跟抑郁症毫无关系。
“请问这趟车去哪儿?”
正当我想着遗书要怎么写的时候,我再次听到了对面女人的声音。
“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我说着又仔细的看了看她,很明显,她不是体验生活的艺术家,也不是傻到会上错车的无知妇女,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冲动到上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火车,想必是个无所事事的富家女。
“布鲁塞尔。”她重复道,接着问我:“你去工作?”
我摇了摇头,“随便走走。”
“那咱俩差不多。”她说。
我笑,一定是我刚才看她的时候透露出了不屑,她才会这样问,不过她到底厚道,如果换成方果儿或者我的那些女下属,她们一定会想办法反击,让我知道我正在随意评判他人。
“布鲁塞尔不大,但是很有意思。除了撒尿小童、原子塔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景点以外,街头雕像和某些街区的橱窗也非常有意思。”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偏见,我开始对她释放友好。
“我知道天鹅咖啡馆,马克思写《□□宣言》的地方。”她说。
我又笑,因为她的气质、打扮,实在跟马克思和《□□宣言》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我很快又意识到,这是偏见。说不定她正是那种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我这种人,正是她要革&命的对象。
“所以你是为马克思而来?”我怀疑我的语气可能有些过于小心翼翼。
“我以为你是。”她指了指我的胳膊说道。
我一愣,这才发现我外套的袖子上印着镰刀斧头图案。我早上出门穿的是三件套西装,这件外套是从司机那里借来的,当时匆忙套上,没有留意过图案。
我脱下外套,翻来覆去又看了一通,确认没有不适合出现的图案,于是重新穿在身上。
我衣服还没穿好,对面女人忽然鬼鬼祟祟靠近我,小声说道:“检票的来了。”
我回头一看,是有一个穿着制服的白胡子男人正走进车厢,开始查看乘客车票。
“你没票?”我问红衣女人。
她摇头,“嗯。”
“可以补。”
“我没带护照。”这句话她说的很小声,我没听清楚,又问了一遍。她趴在桌子上,身体前倾,头几乎顶着我的胸口,又轻轻说了一遍,“我没带护照。快,帮我!”
我想如果她是我的下属,我已经开始骂人了,出门不带护照,三岁小孩子都不会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