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四川路上的平冈公馆内,经过几天来对那些被抓记者和编辑们的审讯,通过威逼利诱,有一部分编辑和记者,答应为日本人服务,也有一部分人答应报刊杂志立即转向,发表亲日媚日方面的文章。
王妮娜投靠日本人后,她又供出了几处军统的地下潜伏组织,这让平冈龙一感到非常的满意,直接把王妮娜安排在兴亚院下属的编译局,任副经理。
编译局主要是把日本的一些名著和作品翻译成中文,把中国的名著和作品翻译成日文,其实说白了,编译局充当了文化间谍机构的角色。
接下来,方晓勇以肖勇的身份,也假装投靠了日本人,在冯晨的请求下,他被安排在大东亚文化研究所。
秘密查抄租界内抗日地下报刊杂志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此后一段时间,上海租界内的报刊杂志,几乎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为日本人歌功颂德,倡导中日和平共荣。
这种局面的出现,就连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连连赞赏,不得不佩服冯晨的能力。
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是冯晨同戴笠上演的一出好戏!
冯晨在上海兴亚院里的地位随之提高,他得到了日本高层的认可,从此真正走上了与魔鬼打交道的泥泞道路。
冯晨行走在刀尖上的日子开始了!
随着1939年元旦的临近,国民党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争斗也达到了白热化,蒋介石派往河内,劝说汪精卫的人都无功而返。
29日一大早,《南华日报》首先在头版以头条新闻的形式,用通栏标题,刊登了汪精卫回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电报。
因29日这天的电报韵目代日为“艳”字,所以这封电报也称艳电。
汪精卫的这封电报,是由林柏生代为发表,致蒋介石的电报式声明,表示其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
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
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
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