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人”当领导,奥妙就在于找到比自己强的下属,让这些能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为实现领导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如果领导找不到能人,或者找到了却不肯用,或者任用了却不知道如何激励其干劲,那么这个领导就是不合格的;但从表面上看,领导却往往是团队中本事最大的一个,别人谁都不如他。这种“出众”其实恰恰是领导力不足的表现。卓越的领导,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跟下属攀比某一项专门的工作技能上,相反,他会尽心尽力去寻找在某个专业领域比自己强的人,把他们安排到自己的队伍中去做事情。这种心甘情愿比下属差的“平庸”恰恰是领导力的真正体现。
闲人的境界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这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名句。王维的诗以其特有的空灵宁静为后世传诵。但是实际上,职场上的王维做的却是一项非常繁杂、总不得清闲的工作。王维的职位是尚书右丞,按唐史所载,唐代“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在唐代的宰相制度中,尚书省的尚书左仆射和右仆射是宰相群体的领班人物,而尚书右丞正是尚书省两位仆射的助手。
《贞观政要》记载: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
唐太宗要求房杜二人把精力集中在帮自己谋划战略和寻访贤才上,而把琐碎的事务性工作都交给左右丞去做,用左右丞的辛劳忙碌换取仆射的轻松,以保证仆射能抓大事、想大事。领导的努力体现在如何让下属努力工作上,而领导自己不必局限于具体的工作内容上。
忙乱是领导者的大忌,而持续的忙乱往往是由于工作没有主次、做事没有条理、分工不明确造成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领导者个人的工作方式。
1。报时型领导与造钟型领导
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领导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报时型领导,整个团队都不知道几点了,只有领导知道,大家就都来问领导,领导能够准确地告诉大家几点。领导在的时候,一切正常。这样的管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尽管一切正常,但是领导自己会很忙碌、很辛苦,因为所有的人都来找领导,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领导来拍板;二是如果领导不在,大家找不到领导,正常的工作马上就会陷入混乱,找不到报时的人,大家都不知道几点了,都不知道工作该怎么干。
与此不同,第二类领导是造钟型领导。领导知道几点了,但是主要力量不是放在给大家报时上,而是集中力量给大家造一个钟,不管自己在不在,不管自己说不说,所有的人只要看看钟就知道几点了。让组织有一种自动运行的机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领导不需要事必躬亲,而应该只关注异常,不关注正常;只关注例外,不关注例行。因为正常的事情、例行的事情,有制度管,有下属管,不用领导自己管。只有那些超出制度框架之外的事情,领导不管就没人来管,这时候才需要领导亲自上阵。
管理首先要把基础的、基本的事情做对。基本的事情就是为组织建立一个自动运行的机制,把基础的制度建设落到实处。基础管理的四化是制度化、标准化、结构化、流程化。通过基础管理,要让组织内的每个成员遇到了正常的、例行的事情时都知道该怎么做。这好比是一座大楼的框架和支柱,先把框架和支柱建结实了,然后才能搞内部装修。规范管理和制度建设是所有组织的基础,一切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对于一座大楼,如果框架和柱子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建设者就热衷于搞内部装修赶时髦,那将是非常可怕的灾难。
2。管理的三重境界
让组织有一个自动运行的机制,这是管理的第一重境界。管理的第二重境界是让每个员工都有自动运行的机制。要达到第一重境界,基本途径是制度建设,靠的是领导者的规范能力和掌控能力;要达到第二重境界,基本途径是动机的激发,需要综合使用绩效管理和团队建设的手段,靠的是领导者的价值观和激励能力。
管理的第三重境界,也就是最高境界,是员工的自动运行和组织的自动运行相结合,互相推动,互相促进。这就好比员工不但知道怎样看钟,还知道怎样调钟和修钟。钟也成了智能钟,可以根据不同场合、任务以及不同员工的特点,选择自己的报时方式和提醒间隔。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建设和队伍的培育与发展成为最关键的问题。
一旦达到了第三重境界,那么组织的管理就可以举重若轻,收放自如。做一个闲人领导,其实不但是一种能力的考验,看其能否建立起自动运行的组织机制,更是一种个人境界的考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领导者居中调度、总领全局的时候,要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逐渐从具体工作中解脱出来,要把很多执行层面的事情交给下属去做。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下属当中能做得跟领导一样、能让领导完全满意的人不多。有些人能力不行做不好,有些人态度不行做得不主动,有些人思路不一样做得不让领导称心。这个时候挑战就来了,看着下属不顺眼,领导怎么办?不能临阵换将,也不能自己上阵,不但要接受这个不满意的结果,而且在下属完成任务以后,还要给下属奖励和表扬。这种情况是最考验一个人的心胸的。
每一个领导者都应该学会接受一个不完全满意的结果,学会安排不完全满意的下属去做一件让自己不是完全满意的事情。明知道下属会犯错误,甚至连什么样的具体错误都能预见到,还是让下属去做,锻炼下属,培养下属,容许下属犯错误,让下属在犯错误中成长,不断改进工作。
如果一个领导者无法忍受这个局面,就有可能让下属靠边站,自己亲自动手做。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事业这么大,工作内容这么多,靠自己的力量怎么可能做完呢?
有一件事情你能做得好,那叫合格;有十件事情你能做得好,那叫优秀;有五十件事情你能都做好,那叫卓越;有一百件事情,你还想努力把它们都做好,那就叫找死!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精力和体力更是有限的。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
管理的本质是通过别人完成任务,一定要调动别人去干。搭平台、给机会、鼓干劲,让大家一起为设定的目标而奋斗。所以,要用心胸去用人,去容人。心胸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心胸太小的人做大事业,首先对健康是一种严重的损害。
给下属上发条
人为什么会工作?因为有动机。如果上级安排你做一件事情,每天做两遍,坚持二十年天天重复,你一定会很烦。而有一件事情,你坚持了一辈子,每天至少做三次,可是每天都不烦,不但不烦,而且做的时候还特别卖力气——这件事就是吃饭。为什么对于吃饭,每天三次一辈子都不厌烦?因为有需求!
因此,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就必须抓住需求,把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和任务与满足他人需求相结合,这是管理者的一项重要工作技巧。这种技巧在管理学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激励。激励就相当于给钟表上发条,给汽车安装发动机,没有激励就不可能有好的业绩产生。
1。需求是多样的
人是复杂的,谈到激励人心,就要从人类需求的多样性谈起。
谈古论今
话说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然后选择了功成身退,泛舟于五湖之上。史书上记载他曾经三次暴富,然后三次散尽家财。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做慈善事业,也可以看成是做品牌,做公共关系。
范蠡有三个儿子,他在漂泊贫困的时候生养了老大,在事业初具规模的时候生养了老二,后来事业兴旺成为大富翁的时候生养了老三。
范蠡派老二到楚国打理生意,结果不小心犯了官司。为了营救老二,范蠡就把小儿子找来了,给了他一大笔黄金并对他说:“你到楚国去找我的好朋友庄生,你把钱交给他,让他帮忙把你二哥救出来。”正说着,老大进来了。老大很固执,非要争取这个任务,并且说:“家中有事,长子承当,我是哥哥啊,为什么不派我去而派弟弟去?以后我怎么见人啊!如果真的不派我去,我当场就伏剑自杀!”范蠡无奈,只好派他前往。
老大到楚国见到了庄生,奉上书信和黄金说明来意。庄生收了书信和黄金,第二天就去见楚王,利用楚王对自己的信任编了个理由,说服楚王大赦天下。老大看到大赦天下的告示可高兴坏了,他想,既然已经大赦天下了,我弟弟不用营救不也能出来吗?于是,老大急忙去找庄生,说:“现在大赦天下了,您也不费心去救我弟弟了,那您就把钱还给我吧。”
老大鲁莽无知的举动惹恼了庄生,虽然庄生把钱如数退给了老大,但回头就跟楚王说:“天下谁都可以赦,但是范蠡的儿子不能赦,赦了这个人就说明你害怕有钱有势的人,所以必须把他斩了。”结果老大在监狱门口等着,等到的却是弟弟被斩的噩耗。老大拿着钱哭着回去见范蠡,范蠡说这事不怪你,怪我自己一开始考虑不周全,用人不当。
范蠡应该派小儿子去。为什么?因为小儿子是富贵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在乎钱,派这样的人去送礼最合适;二儿子是在创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不怕吃苦,所以说让他去做事情比较好;而老大是在贫寒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特别在乎钱,生活特别朴素,比较适合于守业,却不适合于去送礼、做公关工作。三个人的职业适应性是由不同的需求层次造成的。因此安排工作的时候,要针对其不同的需求层次挑选合适的人选。
对于需求本身的内在特征的探讨,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探求人性的时候就开始了。西方管理理论中的人性假设主要有麦格雷戈的Y理论、薛思的复杂人性假设、莫尔斯和洛尔施的超Y理论、大内的Z理论和西蒙的决策人假设等,这些人性假设理论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人性的丰富内涵。在这方面,美国学者亚伯拉罕·马斯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1943年出版的《人类激励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需求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类有五个层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