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亏空,如何填账?
要么造假账,要么想办法补上。
及时补上来兴许能瞒天过海,可造假账就难了。
因为以前的官员人浮于事,一来对贪污司空见惯,二来懒得落实政策,一件事情的跟进和了解几近于无。
考成法下,御史和各衙署的纠察人员就得刨根问底,比如你这账目里哪些不对劲,购买了哪些东西,为什么没看到,钱都去哪了,一查保准能查出问题来。
结果就是大量贪官污吏落马,这还只是贪官,吏员就更多了。当时全国的吏员数量在五十万以上,宋真宗曾经一次就裁汰亢吏十九万余人。
而光汴梁京城衙门的吏员数量能达到三四万,不搞贪污受贿的怕是没几个。
除了开封府和皇城司居然算是比较清廉的以外,其余五十多个部门,就没查出几个干净的吏员。
要知道汴梁的京官才四千多人,这一下查出四百多贪官污吏,差不多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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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员就更夸张,有问题的怕是好几万人。
其余三百多个有问题的官员只是没有按时完成任务,最多也就是罚俸或者记处分,严重一点也就是降职。
而这些贪官污吏可就要被抓去坐牢。
一时间朝堂上都炸开了锅。
不是震惊于开封府下居然藏污纳垢有那么多贪官污吏,而是震惊于波及范围那么大,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百官们纷纷上书,请求停止考成法。
原因很简单。
这四百多名贪官先不论,数万吏员可就是个大问题。
一旦把这些人处理掉,朝廷不仅要停摆,恐怕整个汴梁都要引起巨大范围的骚动。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汴梁吏员罢工。
如景佑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垢,乱挪瓦砾”。
也就是说,景佑三年,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
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先集体跑到吕夷简、王曾等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御史中丞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
只是裁撤五百人就闹得够呛了,更别说现在数万人。
不过好在范仲淹和赵骏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早在今年五月就有新法规实施,规定汴梁的吏员将成为公职人员,享受中等禁军待遇,也就是年入三十贯,月俸约二点五贯。
这个工资谈不上高,因为当时民间雇工价格大概在每日50-100文之间,码头当搬运工人一天能赚二三百文,一个月下来都能挣四五贯钱。
但吏员也有其它福利,如补贴、津职、餐补等等,换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也有三四贯,养活一家老小不是问题。
范仲淹宣布以前他们没有工资,没有收入来源,被迫索贿纳贿,可以既往不咎,但新法规定后,若再有向百姓索贿要贿,各衙门吃拿卡要着,一律问罪。
朝廷这次核查,在新法规出来之前的免罪,新法规出来之后还继续搞事者,一律开除公籍,罪行严重者甚至要下狱问罪。
这下就把汴梁原本波及到数万吏员,缩减到了五月份新法规出来后,依旧犯事的几千名吏员身上。
饶是如此,反对考成法的人依旧络绎不绝,阻力开始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