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都邑给赵无恤最深刻的印象,不是到处设立的粥棚,也不是归之如流水的郓城、大野泽民众,而是这里的一种气质。那就是多数人的尊卑有序,以及守礼、鞠让。
冉求介绍说,孔子门下的“升堂”弟子们都被放到了各地的百户小邑中管理里闾,而在中都之郊负责接待流人的则是冉雍,字仲弓。
冉雍同样二十出头,他是冉求的同族,但已经血缘疏远,沦为卑贱的庶民,连士都不是。他长着一张忧郁的长脸,头上是圆圆的发髻,笼着宽袖让人将冉求运回的粟米搬运下来。
在得知冉求因为兵卒带的太少而在涂道上遇袭后,冉雍出言安慰他道:“大野泽的群盗也是活不下去的民众,我幼年卑贱,故知其苦痛,若是能以德化民则可以解决,以兵甲进剿却收效不大。”
他倒是一眼看穿了群盗肆虐的缘故是部分鲁国领邑大夫的残暴不仁,但却主张非暴力不对抗,显得有些迂腐。
赵无恤与之见面后想:“这大概就是他以德行闻名,而不以政事见长的缘故罢。”
不过把出身卑贱而有怜悯之心的仲弓安排在这里是很有效的,他一会亲自搀扶老者,一会又低声劝说他们不要慌乱,安抚了流民们惊惧的情绪。
于是民众们进入这里后,仿佛放下了争心,因为孔子以牺牲军备为代价,换取粟米维系着流民们的生活,并尽量拨出土地安置他们。离秋收也还有半月时间,郓城和大野泽的流民源源不断进入,但孔子似乎想不到拒绝他们入境的理由,也想不出能广增粮食的法子,所以才让冉求去汶西、宰予去曲阜借粮。
冉求虽然运了十来车粟米,但面对千余徒然涌入的流民,依然是杯水车薪,只能熬粥勉强维持几天。
就在此时。赵无恤出面了,他对冉雍说道:“甄城和廪丘虽然也不富裕,但撑到秋收是没问题的,余可以将廪丘府库里的部分粟米运抵中都邑。也算余身为子贡之友人,为孔子做些事情。”
冉雍忧郁的脸色一松,拱手行礼道:“谢过赵大夫,不过此事还需夫子应允,且非为夫子一人。是为千余黎民也。”
赵无恤微微点头,据他观察,仲弓虽然有些迂阔,但也不失为一县之才。
进入中都邑外郭后,赵无恤则发现这里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行人相撞也不争吵。田亩恢复了原始的西周井田制,国人在完成私田里的劳作后,不用兵卒、乡老来催促就会自发前往中央的公田开耕。一位身穿葛麻粗布衣物的中年儒士带着一位弱冠少年携壶浆来犒劳。朝他们行礼表示感谢。
“子骞师兄,赤!”冉求站在路边,远远朝那中年儒士和少年招手。
“子有师兄!”
少年扭头一看面带喜色,而中年人则先与农人们说了几句话后才走了过来,他目视长达数十步的赵无恤车队,一看就知道是贵人经过,便正了正衣襟,带着少年一丝不苟地拱手行礼。
原来中年人名为闵损,字子骞,他三十余岁。属于孔子年纪较大的弟子。他穿着简朴,面容淳厚朴实,以孝而闻名,据说孔子曾称赞他:“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而那个年岁比无恤还小一些的少年,则名为公西赤,他头上还留着发鬟,眨巴着眼睛朝赵无恤的旌旗和戎车,还有威风赫赫的武卒猛看。他是冉求母家的孩子,也被送来向孔子求学。因为天资聪慧,很有希望成为升堂弟子。
当赵无恤问孔子如何治民时,闵子骞答道:“夫子用礼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民众展示一切都是有规可循,故有所成。”
公西赤则如同背书一样摇头晃脑地说道:“夫子曾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众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
话虽有一定道理,但赵无恤却不认可恢复井田这种呆板的做法。
井田的维持是与宗周的历史特点相结合的,到了春秋时已经极其不适应,鲁国曾初税亩、作丘甲,齐国相地而征衰,晋国也有作州兵,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改革和适应。私田税亩是未来必然的趋势,儒家怀旧的情怀和复古的执拗也无法阻止这种情况浩浩汤汤发生。
赵无恤暗暗想道:“所以孔子此人的为政也有些复杂,他一方面知道乱世里兵甲的必要,足食的重要,却依然把恢复周礼作为根本**,想以井田为经济基础,尊卑有序的礼乐为纲来治民。来到中都后,我便看到了他所建立这个‘乌托邦’的局限性。”
当是时,早期儒家还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他们大多数出身草根,对时代的适应性还是很强的。
只是心里想和嘴上说是一回事,但实际贯彻起来又是一回事。就和后世墨家批评儒家的,说这些人能高冠儒服坐而论道,但站起来做事却无从下手。比方孔子和其弟子冉雍都知道富民是必要的,但若是仔细追问如何“富之”,具体要怎么做,他们恐怕又说不出太多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