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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曾国藩的借人成事之功（第1页）

单打独拼不能成大业，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充分借助他人力量的人，群策群力，才能成就伟业。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离不开他的借人成事之功。他的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都是想成大事者必须学习的榜样。

无人才无以成大事

对于求才，曾国藩主张要像白圭做买卖一样，一旦看准，就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出击，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白圭是战国时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称。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受到当时天下商人的一致效仿。

曾国藩平日注意对僚属的才能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推荐，有的为该员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的未发迹时，甚至在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

在办团练的时候，他时时人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初建湘军水师的时候，信赖彭玉麟、杨载福，而请彭玉麟出山则是通过“三顾茅庐”才实现的。

彭玉麟，字雪琴，衡阳人，是清末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幼年丧父，家贫，随舅父去安徽芜湖读书。年轻时被传为刚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军之时被称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将。

彭玉麟仅在十几岁时中过秀才，以后再未赴考。开始在衡阳绿营副将手下充掌书记，又为一富商看守仓库，有空儿即读《公瑾水战法》，又最爱画梅，几案箱笼，所处皆满。咸丰二年（1852），耒阳地区发生武装暴动，守城官募兵无有应者。当时彭玉麟在耒阳富商家受雇，当机立断，发主人库存募勇守城。事后，城官保举他为绿营把总，彭玉麟一笑置之，并不受赏，被传为士林中少见之英杰。

曾国藩闻知彭玉麟的为人后，尤其是听说他熟读《公瑾水战法》，生在蒸水之滨，水性好，跑马射箭、枪法、拳术也都有功底，且临战之功而不受奖赏，甚为钦佩。于是派人请他参加湘军做水师将领。几次派人去请，彭玉麟都不受命，后来曾国藩仿效刘备“三顾茅庐”的做法，亲往彭玉麟处相请。曾国藩见这位年近四十的汉子，依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十分敬佩，便温言相劝，多方激励，方请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师营官。

杨载福，湖南善化人。祖、父皆行伍出身，有战功，其父为官至游击。他家居湘扛滨，水性极佳，早年参加镇压李沅发起义，升为千总。曾国藩办水师后。把他自长沙绿营中调为水师营官。

彭玉麟、杨载福为湘军水师的建设大出其力，成为湘军水师齐名的两个统领。在彭、杨等水师营官每日抓紧指挥训练下，至咸丰四年（1854）二月，湘军水师终于练成。

曾国藩因“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于咸丰三年（1853）初出办团练后，即开始物色人才，罗致幕府。随后随着战事的日益发展，湘军的日益扩大，幕府人物也渐积渐多。

幕僚容闳追述湘军安庆大营的情况时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土子……无不毕集。”

幕僚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写道：“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二十二人”；“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聚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二十二人”；

“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二十六人”；

“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十三人”，共83人，而且“其中碌碌无为，没有很大建树的人都没有全部列入”。

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一书中的“幕府人物总表”则开列了89人。

曾国藩用人，如他在经学上不存汉、宋门户之见一样，也注意五湖四海，声明用人的原则，应该是官员乡绅并重，江南江北并举。

在他的幕僚89人中，就籍贯而言，湖南籍21人，占23％，属第一位；江苏籍”人，占第二位；安徽籍16人，占第三位；浙江籍10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人幕。其人员分布，共达9省。

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座上之客。

就人缘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他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的“实务性”框子，更多的是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

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而且“于军旅、史事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沼盘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

当时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有很多贤达之人，他们多是学界泰斗。曾国藩被他们的名声所震慑，因而千方百计把他们都罗致到自己帐下。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意志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他的幕府。

曾国藩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他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誉之为晚清人才渊薮，殆不为过，这充分体现出他对幕府制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借人之力成就伟业

历来有远见的智者都认为，为官治政，以善用人才为大学问，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的事业。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善借助于物力尚且绝江河而致千里，何况善于借助人力呢?曾国藩则是以借人之力为力，并放到自己的用人学问中去。

曾国藩对于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细想古往今来，亿万年无有终期，人们生活在这中间，数十年只是须臾瞬息。大地数万里，不能穷极，人在其中休息游玩；白天犹如一间房子，晚上犹如一张卧榻。古人的书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烟海，人们一生所能读的不过九牛一毛。事情复杂多样，可以获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万条，人们一生中力所能及之时，不过如太仓一粟。知道上天悠悠无穷期，自己的生命非常短，那么遇到忧患和非常不顺心之事时，应当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宽广，而自己在大地中占据的位置非常小，那么遇到荣耀名利相争之时，应当退让三分，以柔道处之；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并以谦虚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复杂多样，而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那么就不敢以功名自矜，应当思考推举贤才而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如果这样，那么自私自满的观念就可渐渐消除了。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不论是智慧绝顶者，还是大仁大智者，都是有缺憾的，不可能完美无缺。相反，愚笨至极的人也有可爱之处。本着这样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自己属于“中材”，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更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有什么疑难问题，都让他们出高招、献良策。

在同幕僚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他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

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他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水师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他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建议，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1860）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推辞，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自己多年经营将毁于一旦。于是，他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渡过一次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而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却贻笑天下。

其他方面，如曾国藩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器之器”，振留学生出国，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以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勘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左宗棠的气概和胆略过于常人，因而希望能与他一起共事，让他来帮助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物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在谈到用人才时，曾国藩特别强调了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就八类主要人才，进一步论述了他们在应用中的优势与不足。

（1）“王化之才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

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谈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譬如说一个人总想做大生意，但资力不够，小生意又不愿做。这样，他做生意赚不到钱，娶个老婆，他又看不起，以平常人而言，这个人实在是够无能的男人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王化才干呢?

以小人的斤斤计较来面对国家大政，那也是一种“迂”，闹下的不只是笑话，而且是巨大的损失，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在他们当权时，是很难四平八稳地把国家引上繁荣富强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