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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守住气门最不在意的往往是最致命的（第2页）

牛顿早年是永动机的追随者。在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之后，他很明智地退出了对永动机的研究，在力学中投入更大的精力。最终，许多永动机的研究者默默而终，而牛顿却因摆脱了无谓的研究，将才华发挥到极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们还想对青年朋友强调一点，要处理好书本知识与常识的关系，不要重理论而轻实践。很多人因为缺乏机智与常识，竟然连在社会上立足谋生都比较困难。

不久前，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牧场中，人们看到有三个大学生在那里打工。这三个人中，一个来自剑桥，一个来自牛津，还有一个是德国某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人们都非常惊异：居然让大学生来看管家畜，他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是要做领导众人的领袖，而现在却在这里“领导”羊群。牧场主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是个大老粗，对什么书本、理论一窍不通，却知道怎么饲养牛羊。他雇佣的这些学生，虽然满腹经纶，能说好几门外语，可以讨论深奥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理论，可是，要说挣钱却不能和一个大老粗相比。他整天谈论的只是他的牛羊、他的牧场，眼界十分狭隘，但他却能够赚大钱，而那些大学生却连谋生都很困难。尽管大学的名字很好听，其实什么实用的东西也学不到。这是一场“有文化和没文化、大学和牧场的较量，而后者总是能够占上风”。

我们对书本不应该寄予太高的期望。培根曾经说：“读书的目的不在它本身，而在于一种超乎书本之外的、只有通过细心观察才能够获得的处世智慧。”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就是这个道理。曾经有一个法国大学者，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他被自己的才华淹没了”。接受的教育太多，对实践经验一无所知，实际是降低了一个人适应现实生活的能力，让他变得弱不禁风。书本教育往往使一个人发展出过分的批判能力和自我意识，甚至使他变得过于谨慎和缺乏自信，而这对于实际生活中的种种艰苦劳作来说，就显得态度太文雅、外表太奢华、教育太精致了，不能用在日常的生活方面。

书本和学校教育确实可以使人提高，但是只是死埋头在书堆里，缺乏人情世故常识，在一个残酷竞争的社会里，往往要吃败仗。时代的弄潮儿并不是那些满腹经纶却不通世故的人，而是那些能适应现实、作出合理判断的人。

有种策略叫低头

锋芒毕露，化气为芒，只是生命的外在形式。生命的另一面，即生命接近本质的一面，则当博大精深、包容谦和。太阳沉着而恒定；大海隐忍而深沉。生命需象太阳和大海一样虚怀若谷。锋芒毕露，乃成就大业及生存之大忌。森森寒光的锐器会使人感到惊战和威慑，一个人锋芒太露，就会丧失掉一些机会和朋友，就会拉长成功的距离。往往明白这个道理时，已经时过境迁，悔之晚矣。

汉代贾谊，以诵诗通经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太守，闻其名，召至门下，甚幸爱。教文帝初立，闻河南太守吴公政绩为天下第一，且此人原来与李斯同邑，曾从李斯学习过，于是征召他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之为博士。

是时贾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会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谊尽为之对。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悦之，便越级提拔他，一年之内就官至太中大夫。

贾谊以为汉光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因而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于是他自作主张，草撰了新的仪规法礼，认为汉代的服色应以黄为上，黄即土色，土在五行位第五，故数应用五，还自行设定官名，把由秦传下来的规定全都改了。虽然教文帝刚即位，不敢一下子都按贾谊的意见去办，但却以为贾谊可以担任公卿。大臣周勃、灌婴、东阳候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时等贵族都忌恨贾谊。于是，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文帝疏远了他，不再采纳他的建议，乃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过了一年多，文帝召见贾谊。在宣室与贾谊长谈至夜半，但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不能自陈政见。后又以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谊傅之。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候。贾谊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谊数上疏，言诸候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过了几年，梁怀王学骑，附马而死。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仅年三十三岁。

贾谊少年得志，才情布于天下。然而，最终落得个被谪外地，怀才不遇，英年早逝。贾谊以强者的姿态出世，最后则以弱者的命运自绝。其悲剧就在于，贾谊终究没能悟道：社会是为强者设计的，但人性从本质上则是向着弱者，远离强者的。锋芒毕露，无疑把自己展露在刀光剑影、明枪暗剑之下。“枪打出头鸟”，就是这个道理。

人在高处不胜寒：锋芒毕露，曲高和寡。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圆圆融融，虚怀若谷的生命底力。“弱力强所制，不在形巨细”亦告诉人们“锋芒”的道理，不过这种锋芒已变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个性的威力。这世间的万事万物，博大精深，如果谁领悟了虚怀若谷的道理，那么他将受益无穷。

当你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你面对浑然冥蒙的自然宇宙时，你不感到自身的渺小，生命的短暂吗？你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古往今来，有多少志士豪杰都是因为锋芒毕露而导致最终的万般不幸啊！

尖酸刻薄者命比心苦

尖酸刻薄的人则是对世俗人生的富美丰足的无知，伤害的不仅是他人的自尊，也伤害了自己的自尊，使自己沧为世俗。因此，尖酸刻薄的人实质是不懂世俗情趣的愚人。俗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人都有自身的不足之处，做事也不可能均妥。再者，对事物的评判，人各不同，理解不同，也会是众说纷芸，无一定准的。面对这种种复杂的情况，在发难和指责之前，最好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增广贤文》关于忌讳尖酸刻薄这一点，有许多金玉良言：“伤人一语，痛如刀割。”“说话人短，记话人长。”

杨恽是西汉人。他父亲杨敞，昭帝时官至丞相，娶司马光的女儿为妻。杨恽是杨敞的次子。他素有才干，好结交儒生与豪杰，在朝廷中很有名望，宣帝任他为郎官。大司马霍禹谋反，杨恽事先得到消息，上报皇帝。因这件事封平通候，升中郎将，再升光禄勋。杨恽百般都好，只有一样不好，就是有点尖酸刻薄。他居功恃才，心高气傲，加上心胸狭窄，喜欢揭发别人的过失，阴私，因此种下祸胎。

宫中有尧、舜、桀、纣的画像，杨恽指着桀、纣的像对人说：“当今天子经过此地时，要是能把他们的过错一一指明，就知道怎样做天子了。”这话便说得颇有点尖酸刻薄了。

廷尉于定国查明属实后，便奏请逮捕治罪。宣帝念杨恽有功，不忍加诛，下诏把他和戴长乐等一并免为庶人。

杨恽失去官职、爵位后，便借招朋取聚友、狂饮浪醉、奏乐歌呼来发泄自己的愤懑。他又添置产业，经商逐利，西汉大臣讲究身份，杨恽这种与民争利的行为也是离经叛道的，一时人们议论纷纷。杨恽的朋友孙会宗当时为西河太守，得知此情后，便写信劝他谨慎自守，闭门思过，以图再被起用。杨恽自思无有过错，曲不在己。于是便模仿司马迁《报任安书》的笔调，写了一封《报孙会宗书》。其实，杨恽所受委屈没有他外祖父当年所受的委屈大，但杨恽却在信中大发牢骚。他对孙会宗的好心一点不理会，反而不断申明自己已是庶人，发出“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帛而责仆哉”的责难，甚至骂孙会宗贪鄙。更为糟糕的是他在信中抑制不住对宣宗废自己为庶人的愤懑，后被人告发，宣宗把杨恽腰斩了。

杨恽本是位颇有能力的干才，但他心胸偏狭，容不得人，从他对朋友孙会宗那种冷酷无情，便可知他平日的为人。他自己被废为庶人后，大为不满，不发牢骚，经过他的奴仆也效他之尤，告发了他，这不啻是莫大的讽刺。俗话说得好：“平生只会说人短，何不回头把己量。”杨恽当时要是记住这句话，也许不至于闯那么大的祸。

人世间的美好在于它的丰富性。因此神们慕人世，偷情下凡。世俗社会，说的就是人世是以世俗人生为基础的。有了俗这个基础作为参照，才有了情的可爱，美的可爱，向往的可爱，理想的可爱，追求的可爱，超凡脱俗的可爱，光明的可爱。为此才有了艺术和诗。艺术和诗代表了人性至善至美的境界，代表了人情最高的真和精神。因此艺术和诗的境界就是神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艺术和诗即佛即天。

凡尖酸刻薄之人无不具有残忍和可怜的两面性。其残忍本身也是可怜的，带有极强的奴性；可怜则表现在最终对己的残忍。残忍和可怜在这时溶和了，以酸楚的刻薄表现出来。尖酸刻薄之人都逃不脱一条种命运：若遇强手，其下场是很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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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在静中便喜怒无常

日新月异，四季变化，草木枯荣，生死轮回，无不体现一个“动”字。生命以动为本，动则有变化，动则有过程，动则有历史。动或上或下，动或前或后，动或直或曲，动或进或退，动或内或外。然生命之动，自然之动，宇宙之动，以有常为道。有常则立，无常则破。因此，宇宙自然喜怒无常必有大灾；人类社会喜怒无常必有大变；国家喜怒无常，会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诱发种种神经官能症、高血压、冠心病等。喜怒无常为养生及治国之大忌。

一个人脾气难测，喜怒变化不定，称为喜怒无常。中国人自来注重“宜静不宜动”的养生之法。强调心境的平和恬淡。庄子在其《在宥》篇里说：“人过于欢乐，就会伤害阳气，过于愤怒，就会伤害阴气，阴阳并虚的人，热时怕热，冷时怕冷，不能适应四季气候的变化，不能调和寒暑的天气，这岂不是伤害了身体吗？如果人喜怒无常，心神不定，思想漂浮不能自主，行动盲目欠缺条理。”

秦王瀛政是有名的喜怒无常的人。震怒之下，他杀了仲父吕不韦，继父嫪毐，甚至朴杀了自己的两个亲弟弟。进而对其母亲也极度怨恨，一怒之下，将太后迁到宫外。可是，过了不大一会儿，又非常后悔，要不是有人从中圆场，使他与太后重归于好，那秦王政还不知怎么办才好呢？

他统一六国，当上皇帝后，高兴起来，就到处游山玩水，可是在湘楚游览，登山遇到大风时，便勃然大怒，迁怒于山神，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

秦始皇的暴政是有名的，一时盛怒，便干下“焚书坑儒”这样残暴不仁的事。在他统治下，秦朝法律异常严酷，动不动便“连坐”，有时一人犯罪要毁其九族，而他修长城，修宫室，修陵墓更是埋葬了成千上万老百姓的性命。在他的暴政下，老百姓们活得战战兢兢，人人自危。

而在废除太子的问题上，秦始皇喜怒无常的个性更是表露无遗。秦始皇长子扶苏为人耿直忠厚，仁义服人，本是最有资格担任太子的，但由于他曾上书反对父皇的暴虐，秦始皇非常生气，把他发配边疆了。这就给了奸臣赵高一个可乘之机，赵高知道在剩下的六子当中，只有胡亥最讨秦始皇的欢心了，便把全部热情倾注在胡亥身上，并且，由于秦始皇喜怒无常性格的一次发作，使赵高完全倒向胡亥，拥立胡亥为太子的念头也因此膨胀。事情起因是一次赵高犯了死罪，秦始皇把他交给蒙恬的弟弟蒙毅查处，蒙毅猜不透秦始皇的用意，不敢循私，就依规定判了赵高死刑，并剥夺了他的宦籍。但最后秦始皇突然改变了主意，念赵高办事精明，有能力才干，开释了赵高并使他官复原职。这件事对喜怒无常的秦始皇而言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它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同处权力中枢的赵高和蒙氏兄弟结怨，使赵高认识到一旦秦始皇驾崩，扶苏即位，蒙氏兄弟势必会受到重用，自己的结局可想而知，这就迫使赵高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胡亥身上。这以后，赵高谋害扶苏，拥立二世，指鹿为马，使秦朝暴政更苛，终于酿成秦末农民大起义，造成秦朝二世而亡。一心梦想着秦朝江山能传之万代的始皇帝瀛政压根儿没想到，自己喜怒无常的一念之差，为自己的万世伟业留下了无法禳祛的隐患。

秦始皇的喜怒无常，无疑对他自己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任他怎么谋求长生之术、长生之药，他仍在五十岁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