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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圆融变通中正之道与灵活办事（第1页）

孔子的思想多是讲中正之道的，但孔子那洋溢着智慧之光和人性温情的变通之法，恰是他思想的精髓。学习孔子的圆融变通，将使我们的头脑更加灵光，适应社会的能力更强，左右逢源而又不偏离中正之道，在成功的路上走得更加畅通无阻、坚定自如。

要有原则，更要灵活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论语·阳货》

阳货想让孔子去拜见他，孔子不去拜见他。他就送给孔子一只乳猪。孔子等到他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不巧和他在路上相遇了，他对孔子说：“来!我和你谈一谈。”他接着说：“自己藏着一身的本领，却听任国家一片迷乱，这能叫做仁吗?”他自问自答说：“不能。自己喜欢做官却屡次错过机会，这能叫做智吗?”又自答说：“不能。时光在流逝，岁月不等人啊。”孔子说：“好吧!我准备做官了。”

读《论语》不能不体味孔子的通权达变思想，这一思想体现在求仕、干禄、事君主、奉父母、待友朋等诸方面，以及政治制度改良、历史人物之评判等领域。研究孔子的通权达变思想，对于正确把握孔子思想之全部具有重要意义。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变通，这可能是几千年儒学中庸的浸润使然。

阳货是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很能左右季氏的决定，为人阴险，是个典型的小人。公元前535年，也就是孔子17岁那年，季氏大摆筵席宴请士人。刚办完母亲丧事、腰上还系着孝麻的孔子，为了证明自己士人的身份，戴孝前往参加季氏的宴会。令人很不愉快的是，当时阳货把守住宴会大门，看到孔子竟然也想参加宴会，阳货哼一声，阴阳怪气地说：“季氏宴请的是士人，可没宴请你呀！”孔子吃了个闭门羹，非常郁闷，但也没办法，只好静静地回家去了。回家之后，孔子更加发愤学习，很快就成了学识渊博、闻名遐迩的名人。在大家都开始敬重他的时候，阳货又厚着脸皮跑过来巴结。

阳货这人架子大，不想低三下四亲自去请孔子，而是想让孔子来拜访他。而孔子根本就不理他这一套，不去拜访阳货。于是，阳货送给孔子一只烤乳猪，根据当时的礼节，大夫送东西给士，如果士没有亲自在家领受，就得回拜还礼。孔子也很聪明，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回拜，这样既守了“礼”，也没得罪阳货。可惜计划赶不上变化，他们俩不巧在路上碰到了。阳货自问自答，要孔子出来做官，其实就是想要利用孔子的名望。孔子如果当面拒绝了，肯定是给阳货难堪，或许还要面临杀身之祸。于是孔子就敷衍了他一句：“好吧，我准备做官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孔子并没有做阳货的官，早早离开鲁国了。

这件事孔子给我们一个启发：要有原则，更要灵活，这正是变通之术。这件事反映了孔子“毋必毋固”，通权达变的思想。原则是必须坚持的，但不知变通，刻板地死守原则，就会把原则变成僵化的教条。正如孟子对孔子的赞美：“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从速则速。”只有“义”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孔子被称为“圣之时”，是识时务的圣人。

经为原则，权为变通。平常要按照常规做事情，叫做守经，非常时期，就要有突破性的做法，叫做权变。权不离经，如果你一直变，变到连原则都变掉了，就成了离经叛道，是违反原则的，这不叫变而叫反。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规定怎么干，也没规定不要怎么干，只要合理恰当，就可以干。”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凡事要采取一种灵活洒脱的态度，只要是不违背大原则，过去一点过来一点，先一点后一点，左一点右一点，无关宏旨，不伤大雅，也就无可无不可了。这也是“要有原则，更要灵活”的变通之术的具体表现。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

孔子一生遭遇险境与侮辱，却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并化解侮辱为动力，归根到底在于他不死要面子、不死板，是一个极之懂得变通的人。

有一次，孔子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整整十天没有饭吃，有时连野菜汤也喝不上。学生子路偷来了一只煮熟的小猪，孔子不管肉的来路不明，拿起来就吃；子路又抢了别人的衣服来换了酒，孔子也不问酒是怎么搞来的，端起来就喝。可是，等到鲁哀公迎接他时，孔子却显出正人君子的风度，席子摆不正不坐，肉类割不正不吃。子路便问：“先生为啥现在与陈、蔡受困时不一样了呀？”孔子答道：“以前我那样做是为了偷生，今天我这样做是为了讲义气呀！”

传说，孔子当年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弟子去向当地富人求食。富人一听是孔子的徒弟在讨饭，就写一“真”字，让他说是什么字。弟子一看说是个真字，可是富人坚持说不对，不给食物。孔子听弟子一说就去了，说：“直八。”富人连呼：“厉害厉害，果然是大师。”弟子疑惑，明明不是真吗？孔子说，“认真，认真我们就不该讨饭了，现在就是认不得真的时候啊。”

变通者，趣时者也。

——《周易·系辞下传》

还有一次，孔子与弟子云游于郑，被反对儒学的一个权贵抓住，要求他们立刻离开郑地，并且保证再也不传授儒学，不然杀头。弟子都很为难，只见孔子毫不含糊地当场保证，而后立刻上路。但当他们一离开郑，就马上着手进行讲学事宜。弟子很不了解地问老师：“老师不是教我们讲城实信用吗？既然已经保证了不再讲学还——”孔子哑然笑了：“请问儒学有没有错？没有，那么郑人的要求就是无道的，对无道之人就应该用无道的办法，那与无道之人约定就不必认真了。”

商鞅思想言论《商君书》中有一段名言：“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蠢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说的也是有原则的变通。

孔子讲授儒家学说，不是拘囿于死板的说教而是灵活运用，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孔子以诚信为本，讲究君子之风。但是不该讲、无条件讲的时候他决不死要面子活受罪，决不死板，可谓达到了高度民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绝佳统一。所以他是是闪耀两千多年的圣人。

“亚圣”孟子也提倡灵活变通，反对“教条主义”，他说：管理者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言必信，行必果，要看那样做是否适宜，错了就要改，对的就要坚持。否则情况变化了，那就会重犯“尾生之信”的错误了。

古代一个叫尾生的男子与一个女子在桥下约会，尾生先到了，在那里等。结果女子没等到，却把洪水等来了。水位越来越高，久久不去。尾生为了不失信于人，便抱着桥柱子继续等，直到最后被活活淹死。

姑且不论那个女子的问题，单就尾生个人的做法实在是愚钝的可以。这固然倒是守信了，但并不合乎道义，盲目守信颇为不值。死的冤枉。

自古以来，人们就很重视变通，并运用变通智识摆脱了各种不利局面，取得了种种成功。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如果一味地刚直，一味地守信，一味地嫉恶如仇，不仅待不好人，处不好事，自己也将受到伤害。所以，有时候来一点虚与周旋应付应付也未必就是老于世故，圆滑取巧的问题。关键是要看你对什么人，处什么事。如果毫无原则地一律虚与周旋，那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而如果我们运用虚与周旋的智谋去对付邪恶者，并保全自己，那可就是令人赞赏的事了。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

——桓宽《盐铁论》

变通之法就像古语所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处理各种事物时都要能够做到随机应变，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不墨守成规，不拘泥于一格，甚至逢大势不践小诺，处大事不拘小礼，从而达到变则通，通则灵，灵则达，达则成的理想效果。

现实世界是一个变化莫测的社会，如果一个人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势必会落伍，甚而处处碰壁。反之，一个人能够识时务，当随就随，遇事善于灵活变通，择势而为，那么他必能在社会中游刃有余。只有善于变通，勇于择势而为，才能更好地适应于当今这个竞争异常激烈，对人们智商要求越来越高的伟大变革时代的社会需要。

美国前首富保罗·盖帝说得好：墨守成规乃成功的绊脚石，真正成功的人，本质上流着叛逆的血。

聪明人更要会装傻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宁武子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显得很聪明，在国家政治黑暗时就装作愚蠢。他的聪明，别人可以赶上；他的装作愚蠢，别人无法赶上。”

孔子年轻的时候，曾经受教于老子，当时老子曾对他讲：“善于做生意的商人，总是隐藏其宝货，不令人轻易见之；君子，品德高尚，而容貌却显得愚笨。”其深意是告诫人们，过分炫耀自己的能力，将欲望或精力不加节制地滥用，是毫无益处的。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法则，我们应该学会去运用。

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古人多有“淡泊”之心，尤其“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之类。隐于“市”的有才有德之人，以“装傻”迷惑皇室朝廷。这种人不甘做朝廷的“奴才”或“帮凶”，也不甘心被朝廷以忌才之念而被诛杀。皇室势力之大，无所不在。俗话说：“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因此，大凡真正的隐士，往往隐于闹市街区，以外露的“傻”，来隐其身，避其祸，励其志。

春秋时代卫国的大夫宁俞，谥号武，尊称为宁武子。宁武子历经卫文公、卫成公两朝，两个朝代一个政治清明，一个政治混乱，而宁武子都能安然地做卫国大臣。孔子说宁武子在国家太平时节，便显得很聪明；在国家昏暗时节，便表现得很愚笨。孔子叹道，宁武子的聪明，别人赶得上；宁武子的愚笨，别人就赶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