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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用人的原则（第2页）

对人才的使用，不但要用当其位，还要善于鼓励员工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了激励员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可以将合适的职位授予有才能的人。韩信善战，被汉高祖拜为上将；司马迁通史，被汉武帝拜为太史令；魏徴善谏，被唐太宗拜为谏议大夫。韩信战必胜；魏徴明得失，知兴替，这都证明了管理者用人要用当其位，让人才得其所，就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做出贡献。

正确使用人才就应用当其时。如果是人才，但长期不用，其才华就容易消耗。对人才的使用，既不能过早，也不能过迟。在人才的才智未达到一定量时，“拔苗助长”地过早使用，既不利于人才的成长，也会贻误工作。但是，如果很有潜力的人才多年难遇“伯乐”，势必出现人才积压，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和流失。因此，管理者要找准人才使用的“最佳使用期”，对人才适时安排任用，提高用人效益。

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一定是一个用人的高手，可以这要说，只有合理使用人才，组织机构才能得到生存和更好的发展。

贞观政要

管理之要在于知人善任

“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藉此人，共康时政也。”——《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很有特色，他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房玄龄、杜如晦，他们不善于处理杂务，但却通经史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使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明于断案，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结果他办事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而对于魏徴，更是知其性，而用

其所长。当初唐太宗质问魏徴：“你为

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徴并不求

◎唐太宗品评臣属。唐初涌现了许多名臣，他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房玄龄、杜如晦、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高士廉，戴胄、温彦博均为一时之名臣，李世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民均能量才所用、使他们发挥自己的长处。他耿直的秉性，任命他为谏议大夫，贞

观三年又任参予朝政，行宰相职权，成为贞观名臣。

“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唐太宗在用人上不求全责备，用人所长，这充分反映了唐太宗的智慧和管理能力。他对于自己大臣的所长所短，了如指掌。如评马周：“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我，实在可以借助他。共同使国家政局康宁。”

评价长孙无忌：“长孙无忌这个人善于避免嫌疑，反应敏捷迅速，但是对于领军打仗的事，却不是他所擅长的。”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评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理狱，不擅长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说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但敢于犯颜执法。

总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唐太宗在用人上是非常值得后人借鉴的，他知人善任，在人才的使用上，他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无完人，所以高明的管理者会用人所长。而那些求全责备的君主往往都无法治理好国家。现代的管理者在用人上，更要懂得用人之道，绝不要用人之短，对人求全责备。

管理者最重要的能力即是如何选人、用人，一个好的管理者看人的眼光一定要准，更要“亲贤臣，远小人”，使组织形成强大的核心凝聚力。不仅要善于识人，用人，更要懂得如何让这些能人为自己所用。

如，北京A家具厂的黄总就善于用人。黄总是这家家具厂总部招聘来的第二任分厂总经理。他是总部从一个食品企业挖来的，对家具行业一窍不通，营销方面也没什么建树，但黄总在充分了解员工的所长后，知道哪个员工适合做哪些事，就大胆授权，生产工作交由厂长全权负责，而市场方面则充分放权给市场部。黄总很少亲自做事情，都是把事情交给下属去做，指令交代得十分清楚，并且有明确的考核标准与对应的奖惩机制，每件事情的结果都要过问，做得好的马上予以肯定，并且都有奖励，不是物质奖励就是口头鼓励。做不好也是鼓励为主，而第二次或第三次依然做不好，黄总就开始考虑裁人了。相反，对做事的过程并不太关心，对员工充分放权，市场运作、谈判及生产中给员工灵活弹性空间非常大。黄总善于提出各种问题，引导大家发表意见，这种方式使员工的投入度大大提高。也使厂里的效益很快提高了。

这就是一个善于用人的例子，黄总的聪明之处在于知人善任，大胆放权。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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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识人，用人，并且能让这些人为自己所用，识人要鉴别出哪些是人才，适合组织机构的需要，而后把这些人放到最恰当的岗位，最后使其为自己所用。“用人”和“使人为自己所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善于用人是你把适合的人放到了适合的岗位上，而“使其为自己所用”则是如何使这个人全力地去工作并发挥出全部的能力。要使员工全力的工作，规范的制度与恰当的奖励很重要，西方世界冰冷的管理方式虽然具有科学性，但在中国却并不适用，应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管理模式。

在这方面上，唐太宗可谓是用人之高手。哪些人适合做哪些事，他心里非常清楚。魏徵可称得上是贞观时期的奇才，魏徵之奇主要表现在他敢于向皇帝说真话——谏诤。进谏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很特别的一项制度。国家设置了一批谏臣，其职责是给皇帝提意见，称“言官”。朝廷做出决策，必须先听他们的意见，其他官员如果先谏官而言事，被视为举事不当。魏徵向太宗进谏，前后200多条。魏徵不仅在唐初休养生息、注重教化的国策上提出多条建议，而且在完善郡县制度的政治方针施行上，也提出正确的见解；在许多生活细节上，也给太宗以很好的规谏。特别要提到的是魏徵《谏太宗十思疏》几乎条条都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告诫太宗在方方面面要约束自己。魏徵总是言人之所难言，即使太宗不能一下子全部接受，事后总能做出妥协，克制自己的脾气与欲望，从而成就了求谏纳谏的佳话。太宗说：“（魏徵）随时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

太宗何其幸，遇魏徵。当然，也是魏徵之幸，遇明主。而管理者，领导的核心是给员工一个可以充分发挥自我价值并得到认可的舞台。即一个管理者先选对了人，而后让其做最适合做的事，再给其一个能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舞台，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该做的事。

官不必备，任人唯贤

贞观初，唐太宗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唐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

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如，贞观初，唐太宗说：“使国家安静的根本是得到贤明的人才。使国家达到治理的根本，只在于精简。衡量人的才能高下，授与适当的官

◎杜如晦觐见唐太宗。杜如晦，字克明，唐初名职，务必减少职官的定员。所以《尚

臣，是开创贞观之治的重要大臣，极受李世民重书》说：‘任用职官，惟在选用贤视，为唐初的发展做出过极大贡献。才。’又说：‘官员不一定要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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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紧的是在于任用有德的人。’假若得到贤能之士，人数虽少，也足够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纵然多又有什么用？古人也把选官得不到适当的人，比作在地上画饼子，是不能吃的。《诗经》上说：‘谋划事情的庸人虽然很多，但总是办不好事情。’孔子又说：‘一千张羊皮的价值，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昂贵。’”

古人已说得很透彻，治国之本，在人才；用人之本，在贤与能。古人用人的原则放在今天组织机构里同样适用。对于有才能的人，可以让他身兼几职。组织机构如果用错了人，或者滥竽充数，不但不能为机构创造业绩，反而可能会使机构蒙受损失。所以，一时没有适当人才的时候，可以暂时缺员，而不能勉强充数。一般说来，缺员不会产生什么害处，反而可能使其他员工积极努力，调整自己的行动，发挥内在潜力，使之接近或达到这一职位的要求。

治理好一个组织机构，必须选拔贤能之才，才能越搞越好。而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首先要有爱慕贤才之心，要善于去发现人才，挖掘人才，同时还要求管理者有容人之量，有聚集人才的本领，有正确的择才标准。

组织机构的管理者当然也要善于选择有才干的人。马克·麦考马克《在哈佛商学院学不到的经营之道》中说：“要雇用比你更机智的人。”美国已故钢铁大王卡内基十分重视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管理组织，别人给他写的墓志铭是“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善于使用比自己更能干的人来为他服务的人。”美国很多创业者谈“企业家创业入门要诀”，其中有一条为“雇用精明能干的员工，不但有助于业务的拓展，而且自己也可以向他们学习。”普通认为经营者雇用有才能的员工，于组织机构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日本企业为使自己的事业得到发展，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和选拔。他们认为人才是最宝贵的财产，他们的格言是“事业即人”。日本企业经营特色之一是“年功序列制”，但在发展和举荐人才上，他们却常常打破规矩，破格提拔人才。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有句格言：“从普通人中得到非凡的成绩”。松下非常鼓励经理人员在员工中去发掘人才和有潜力的人，并将他们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松下告诫他的经理们说：“一名经理应从多方面来了解下属人员的潜力，以便在如何充分发挥他的潜力上做出正确的判断。”

发现人才同样重要，善于发现人才的管理者往往都是成功的管理者。用人得当也是成功的管理者的特征之一。

唐太宗说过“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此话十分深刻，运用到现代组织机构的管理上，仍然是非常适用的。组织机构任用管理者，必须以用对人为要，用了有贤德的人，好人都跟着来了，若用错一人，机构的风气跟着也变得乌烟瘴气。

贞观三年（627年），唐太宗问吏部尚书杜如晦：“近来朕看见吏部择人，只重视其言词文笔，却不知其品行。过了数年之后，恶行渐渐败露，虽然加以刑戮，但百姓已受其害。如何才能获得人才？”杜如晦回答说：“两汉取人，都是从乡闾着手经由州郡推荐，然后启用。所以当时可以说人才济济。现在每年选集，为数千人，大家虚饰外貌文词，人品不可知悉，考选当局只能依据其阶品分派而已，这样的考诠选录，道理实未精辟，所以不能得到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