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机智聪明,在人际交往中,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从来不得罪人,他们收敛锋芒,深信言多必失,“祸从口出。”
浙江人善于交际。这一特点在商场上帮了浙江人的大忙,往往使他们很快获取市场信息,圆滑的处世之道为其赚钱打开方便之门。
有一个在北京一家公司做推销的业务员黄某,浙江宁波人。由于学历并不是很高,一直在公司从事推销工作,几年未见升迁。然而,他并不灰心丧气,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等待着一个发达的机会。黄某很会说话,做事也很有分寸,在同事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一次,他向一个长期客户推销公司的产品,对方不似以往热情,黄某心存疑虑,便借中午之际将该客户请到了一家比较豪华的酒店,酒桌上称兄道弟,尽显其八面玲珑之能事,最后客户被恭维得晕晕乎乎,便将实话和盘托出。原来他们公司由于更换新的领导要改变经营方向,但因为改革正在进行中,怕其他同行知道此事而先行一步,便悄无声息,黄某的产品对于改革后的公司可能一无用处,所以不打算再与其进行合作。黄某得到了这么大个商业机密,当晚便向其领导打了报告,申请赶制一批适合该客户即将需要的产品。最后,黄某不仅没有失去这个大客户,还用这批产品赚取了一大笔利润。公司领导也从这次的事件中看到了黄某的“实力”,黄某不仅职位得到了升迁,并且成为领导面前的‘‘红人”。
他们往往借别人之口,来说明自己心中的事。说好了,别人以为自己很厉害,从浙江人这里得到了所谓的“面子”,说的不好,他们为浙江人承担了一切过失。
因此,善于交际的浙江人常常成为商场老手。他们善于利用各种交际达到最终的目的。为了目的,甚至不择手段,这其中以绍兴人为最。
自古绍兴出谋士,绍兴以出足智多谋、灵活圆滑的师爷而名扬天下。有句老话,叫做“绍兴师爷湖南将。”有人曾经将绍兴的“绍”字概括成:“搞来搞去,终是小人;一张苦嘴巴,一把笔刀。”一副活脱脱的绍兴“师爷”的形象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
绍兴师爷除了处理事务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加强自身修养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处理各级关系。这既要处理与上级机关的关系,又要顾及同级机关的利益,更要考虑到对方主人的地位。身居幕中之人,应谨慎从事,小心交友,以品行端正、推心置腹者为宜,既要避免与幕主过分友好,以免引起同行的疑忌,又要自尊自爱,还必须慎重考虑与民众的关系,一心为民着想。这就是历史上绍兴师爷的精明之处。
浙江人做生意四海为家。头脑中生意无地域,市场无疆界,只要有钱赚,管它东西南北中。
浙江人善于见风使舵,能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来历、目的、看法,及时调整策略。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他们明明白白。这使得浙江人善于察言观色,投人所好。他们利用交际以达到明确的目的,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拍马屁时,常拍得恰到好处,拒绝别人时也委婉动听,讲出透彻的大道理来。
上海人字视清高,“阿拉上海”充满了自信与自豪,但一遇到浙江人,谁也服不了谁,谁都认为对方不如自己。在经商这一点上,浙江人认为面子是第一重要的,面子丢了,是最了不得的事,生活勤俭的浙江人,总还时不时地摆一摆阔,保全面子。
无论什么人总是有其优点的,浙江人善于挖掘出别人的优点,并明确而适当地说出来。只要和浙江人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任何人都会感觉到浙江人好相处。
而浙江人善于交际的特点运用在商场上,往往使他们很快获取到市场信息。如今的浙江人越来越聪明,由行商变为坐商,由游击方式转为坐镇赚钱。过去做生意,走街串巷,现在主要是开公司、办企业。
因此,在与浙江商人打交道时必须注意几点:
(1)透过其甜言蜜语、讨人欢喜的现象,看到其头脑灵活、见风使舵的商场老手本质。
(2)在浙江人的赞美声中,应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自己无意中把商业秘密泄露出去。
(3)利用其善于交际的特点,与他们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晚清时期,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深谙商政关系精髓,才成为商界财神。胡雪岩虽祖籍安徽绩溪,但他从小就在杭州当学徒就业,深受浙江文化和生意场上浙江人意志品质的影响,杭州是其生意的摇篮和发迹地。此人才智过人,极其精明能干,在商界活动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脑筋快,手腕活,腿脚勤,常常脸挂微笑,非常讨人喜欢。
胡雪岩早年曾生活在社会底层,熟知各种营私舞弊、拍马钻营的套路,更深知“世界上的事是人办成的”这个道理,善于利用“利益机制”调动人的积极性。每办一件事,从起步时起,他便把“利益”二字与每一个办事的人挂起钩来,设法使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得到好处,以便牢牢地抓住人心,听其指挥。因此,他口碑很好,人缘极佳。
胡雪岩深知中国封建社会“官”的重要意义,胸怀大志的他不惜以自己失业为代价,冒险挪用钱庄的银子,资助一位穷困潦倒的冗吏王有龄升了官,并与他成为莫逆之交。王有龄进入官场后,官运亨通,连连高升,权势日隆,胡雪岩便利用王的权势,自己开设私营“阜康钱庄”,从此以金融业为中心,周旋于官府、帮会和洋商买办之间,极尽投靠、勾结、拉拢、网络和收买之能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并利用这个关系网大肆进行各种合法的、非法的经济活动。
胡雪岩工于心计,精于谋划,手段高明,处事圆滑,在生意场上以极其精细的连环算计进行大规模垄断性经营,屡屡得手。除做蚕丝、茶叶生意之外,他还帮清政府大举洋债进口军火,这些大生意使银子流水般地涌进自己的钱庄,短短十年,家财暴增至亿万,富可敌国……发达后,胡雪岩捐官至二品,顶戴花翎,显赫时人称“红顶商人”。
胡雪岩官商相通,以行贿手段把一堆贪官污吏伺候得舒舒服服,他善于摸透了官吏们的性格和爱好,投其所好,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办法,使这班老爷”们在胡雪岩面前服服帖帖,听候“调用”。
太平军攻破杭州后,王有龄死去,胡雪岩失去官府靠山。经仔细权衡,他选择了当时炙手可热的一品大员左宗棠为靠山。当时左宗棠是镇压太平天国方面的主帅,胡雪岩拜见左大帅时,当面向左宗棠“捐献一万担米”。这时正值战争之后,哀鸿遍野’,军粮都难以保证,突然间一万担米从天而降,救民于水火,左宗棠怎不惊喜而感激呢!
胡雪岩用此法征服了左宗棠,被委任为军需采购大臣。后来,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大军缺钱,胡雪岩帮他精心设计筹措军饷;左宗棠进军新疆与俄军交战,委派胡雪岩出面向洋人借钱,胡雪岩以巨额家资为担保,前后四次共借1100多万两用于购买洋枪、洋炮及军需物资,解除了左宗棠的后顾之忧。胡雪岩办事干练、稳妥,军需供应及时,使左宗棠在新疆打了胜仗。最后,皇帝钦赐胡雪岩着黄马褂。作为商人的胡雪岩极尽封建王朝殊荣。
胡雪岩的经商之道是机智的人际关系之道,他八面玲珑,投人所好,处世之术使其在理性淡薄的中国官场、商场上大行其道。如今,胡雪岩虽然不在了,但从今天的浙江人身上仍可看到那种擅长交际的传统。
4.“蚂蚁军团”的成功
浙江人不在乎干什么,也不计较生意是大是小,只认定一条能赚钱就干,哪怕只有一分钱的赚头,也会不遗余力。只要能赚钱,不在乎干什么的理念,他们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不死守一个摊子。如果自己的摊子或已经营熟了的项目不赚钱,不管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也不管对其有多少感情,他们也会放弃他。今日,浙江商人无疑是最会赚钱的中国商人群落之一。但就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当代浙江商人而论,许多人却怎么看也不大像是经典教材里给我们指出的“精英人士”,这不仅在于他们近80%出身于农民家庭,而且还在于他们中很多人的学历还不到初中毕业,甚至一些个体老板还是文盲。
除此以外,他们又十分钟爱或留恋家族制管理,对新的经营机制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从这一方面来看,可以说他们偏于保守,也似乎缺乏眼光和志向,他们所从事的多为传统产业,技术上善于模仿,而善于创新乃至进军高科技产业者很少。
也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为“草根层”。然而,“草根层”却是最基础、最贫贱和遍地皆是的同义词,“草根层”的爆发力使举国震惊,遍地散落又遍地“扎堆”的“草根层”——浙江商人创造了遍地开花的经济,难以数计的大小浙商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哪里有生意,哪里就有浙商,反过来也可以说,哪里有浙江人,哪里就有生意。浙江人可以说是全民皆商的。处于“草根层”的浙江商人,几乎把经商作为了第一选择,无论资本多少,无论创业多难,他们硬是从小打小闹开始,小到一枚纽扣、一个打火机也敢去竞争国际市场,闯荡四海。
这种经商的全民性,造就了浙江商人的规模经济效应,使看起来偏小的浙江民企无形中结合为一股庞大的竞争势力。
有人将浙江商人喻作“蚂蚁军团”,意思是浙商多数起点很低,企业规模小,但其负重力却大于企业本身,而且素有自觉的合作意识。他们往往会充分利用当地的商业资源,自觉形成分工明确的链式产业结构,从而互相配合,携手共进,以成本优势获得胜利。
“蚂蚁战术”最后胜过了“大象跳舞”。而支持这种全民经商活动的是“草根层”压抑已久的欲望:要生存,要发展,要致富,要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