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看各种电影,毛的,不毛的,哲学的,枪战的,惊悚的,文艺的。
我们惊奇地发现门卫老头儿也是一骨灰级影迷,他除了看那些烧脑哲学书,还喜欢抱着儿子送给他的笔记本看电影,比如《一个国家的诞生》《乱世佳人》《教父》《闪灵》《闻香识女》《全金属外壳》《辛德勒的名单》。一边看一边骂中国电影狗屎,我和袁正每次路过都跟他击掌庆祝。
同时,开始接手《潮》的工作。《潮》为双月刊,每个月的5号和20号出刊,是中国唯一一家由学校的学生主办的走市场的文化期刊,尚存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
刚进杂志社开迎新会时,方笑对我们说,现在纸媒别人拿去当厕纸擦屁股都嫌硬,《潮》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不同,保持着那份锐气,希望你们将这份锐气延续下去。
我当时想,没料到这小妞长得俊,思想还这么犀利。
我被收到其中的“锐评”栏目做编辑和主笔,这个栏目是《潮》的核心,主要针对当下大学生感兴趣的文化热点,发表犀利、简洁、独到的评说,提倡真话与良知。
鲁迅先生在《三闲集》中说:“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已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锐评”要的就是这样的真话,尽管有时真话难听,但必须要有人去重复什么是真理,直到人们加强了认识,这在任何时代都不多于。
鼻毛哥朱真负责的“党员先锋模范”版面管不到我这块,所以施展拳脚并不需要看他的脸色。但是每次见到他都想拿把剪刀把他鼻毛剪掉,跟别的同仁交流之后发现大家都有这样的欲求。
他那栏目其实杂志社开过n次会讨论要剪掉,因为夹在杂志社里极度协调,像1分肥胖丑女人夹在一群9。5分美女中。申请交上去了但上面不同意,说必须要有这块,保持杂志的先锋模范作用。
方笑直接负责我的工作,跟她交流顺畅,很多点面都会想到一起,配合默契。
我们经常坐在楼顶的天台上喝着咖啡吹牛逼吹到深夜,电影、文学、艺术,什么都聊。有时流星划过,她会像偶像剧里面的女主角那样拉着我许愿,成熟靓丽的外表下尚有一颗孩子的心,文艺女青年的那股灵动劲儿我喜欢。
她许愿的时候,我偷偷瞄她,长睫毛和细腻的脸蛋,恍惚间,有种斗转星移的错觉——身边的女孩分明是付文心。
我问方笑当年在文科大学一手创办《潮》的“四大金刚”你知道是谁吗?
方笑说自己也不知道,但杂志社和文化界现在还流传着他们的传说,如今我们只知道这四个人的笔名,1989年之后杂志社全部换血,来的都是新人,没有人知道这“四大金刚”的真名,可惜啊,他们写的文章,真的是秀色可餐,一针见血,从来不“春秋笔法”,读起来拍案叫绝。
我们都感慨“四大金刚”的辉煌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想揭开这个谜:“四大金刚”究竟是谁?现在是否还在文科大学,还是在那次震荡后解甲归田,隐居起来了?
袁正曾告诉我,他老爸有个朋友也是文科大学的,据他那叔叔说,当时创办《潮》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学生的老爸是出版署的领导,一手促成了这事。至于其他三人,有两个在文科大学隐姓埋名,还有一个早已不知去向。
我说,干什么事儿都得拼爹啊。袁正说,那是,这个世界如此平常又如此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怪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
杂志社全部换血那年,那老爸是出版署领导的学生,他老爸被调到地方当官去了,此后他也跟着老爸走了,杳无音讯。这样,杂志社“四大金刚”或“四君子”解散,下课,就成了传说。
当时这几个人在文化界呼风唤雨,他们的文章和书,青年学子争相阅读和购买,一时洛阳纸贵,居然流传手抄本。
那个时代,诗人在公园大声吟诵,学者在纸上笔走丹青,我们仨常在宿舍窝在被窝一边怀念那些人,一边愤世嫉俗地借古讽今。心走两路,毫不影响。都说中文系男生腹黑,这在我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聊女人时我们的话题非常高雅、深刻,全是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类未来的宏大叙事。
有时想法不同,各抒己见,相互批判挖苦讽刺,口沫横飞,热血滚滚,完全吃地沟油的命操某南海的心。
我们共同发现艺术上有些建树的人,往往生性**,体弱多病,所谓文弱书生是也。身心的病态使他们比常人更容易觉察事物的奥秘;发泄不完的欲望为他们搞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袁正乐翻了天,说自己以后肯定是一大文豪,因为他号称文科大学第一淫贼,他让我们先帮他想想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台词。
我对他翻了一下白眼说,我都安排好了,我拿诺贝尔文学奖,杨和尚拿诺贝尔**,你拿诺贝尔装逼奖,怎么样?
袁正不满意,说自己再怂也得拿个一柱擎天万年不倒百花奖吧。
事实也是如此,自古文人少有不**的。这一档的代表作家如海明威。他以硬汉作家自居,为性开放的美国妇女提供了寓意深刻的暗示。本土女人搞腻后又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到处参加正义之战,尝尽国外的野味。
搞完后不忘给**寻一个冠冕堂皇的合法性:“男人没得过性病就不算男人。”被搞得遍体凌伤后终于用心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