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梦到自己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裸奔,被黑暗处的神秘怪物追杀,如泥足巨人,行动迟缓。
怪物快抓到我的瞬间,身子腾空而起,飞了。飞得最爽时,身体一抽,醒了。
接着懊恼地想续梦,怎么都续不上。偶尔续上了,却撞在天线杆上整得腰椎间盘突出,要不就被地上的警察叔叔用狮吼功震下来,摔得粉碎。反正没有一次软着陆。
查解梦,周公和弗洛伊德那两爷子解释雷同,说我欲求不满。
我程式化地起床,挤地铁,下班一个人做饭,连篮球这样的多人运动我都习惯独自去玩,晚上洗洗蜷缩在沙发上看一本书或一部电影,睡前给脑子留一下丁点儿诗意,熙熙攘攘的北仿佛早已荒无人烟。
我患上了孤独症,恋上了个人的世界。我或许欲求不满,所以老在梦里飞,飞得摇摇欲坠、欲罢不能。
有时我返老还童,矫情地想象着《吹梦巨人》的玄幻情节,聊以**。
梦可以被捕捉被创造,人做梦不是因为弗洛尹德贫嘴的那套滚犊子玩意儿,而是有个可爱善良的巨人拿着大喇叭从卧室窗口把梦吹给你。
希腊神话中掌管梦境的神叫墨菲斯,想到高中时在网吧疯玩cs的情景,如果墨菲斯像网吧老板那样多好,梦不够,大手一挥:老板,再续一个小时。
这样我可以永远不用醒来。
梦,终究要醒。闹钟一响,整个世界顷刻间坍塌。
起床,晨勃着撒一泡巨大的晨尿,纯粹的技术活,要控制好角度和姿势,一不小心撒到马桶外面,溅得到处都是。
洗漱,急匆匆吃块面包片,拿着一盒牛奶冲向地铁……大部分北漂侠宁愿多睡哪怕一秒钟,也不愿早起五分钟吃个闲适的早餐。
有人说生活如梦,其实人生比梦更加复杂。法国作家杜伽尔,那个勤奋谦虚的悲观主义老头儿说:“生活是一种绵延不绝的渴望,渴望不断上升,变得更伟大而高贵。”
如果上升之后变得更加渺小腐败,这样的生活值不值得去真诚对待?上升还有什么人生意义?“长大”是个贬义词吗?我无时不刻不在痛苦地自问。
毕业后在bj飘荡八年,为了理想碰得头破血流,蓦然回首,生活已把人打磨得宠辱不惊。
从大学生到出版社小编,再到杂志社首席编辑,我自以为生活会如此这般,仿佛细流般波澜不惊了。
有一天,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凝视着国贸那片丑得像恐龙的白色高楼,雾霾沉重地压在空中,压在我心头。电光火石间,关于承诺的呓语回荡在脑际。
那是四川盆地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常有游客拍到ufo和水怪出没的秘境之地,在ipad的电子地图上要拉到不能再拉了才能拉出小镇的名字。
那一年,四个不谙世事的小屁孩儿齐刷刷地蹲在河边的大青石头上拉完野屎后,百无聊赖地仰望着北方的天空,信誓旦旦地表示:长大了我们得去bj闯出个名堂。
四个人歃血为盟,定了三条契约:
一、等到三十岁时的那天,不管是干了一番事业还是被事业干翻了,都要回到誓言诞生的地方,把酒话桑麻;
二、苟富贵勿相忘;
三、不能干坏事。
后来,四个曾经抱着革命主义精神的少年被命运蹂躏摧残,不知东西。
终于,我做了个决定——离开bj。我要写封辞职信回老家,在生我养我的宁静之地兑现少年承诺,然后写下我们的青春和生活,或许最后跟一个村姑过上心无旁骛的乡村乌托邦生活。
第二天,我再次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谎言与欺骗遮盖了曾经的单纯与梦想,拼凑不出我们被这座城市摧毁得七零八落的节操。
猛敲自己的脑袋两次,确定这不是梦,也确定这不是头脑发热后的抉择。终于,我把辞职信递到了社长手里。
社长叫冯玉强,最先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别清他跟那军阀头子冯玉祥的关系。一个矮胖的秃顶的可爱大叔,思考时眉头金锁,脸红筋涨,一副做爱快高潮的表情。
他看到辞职信时这副表情又出来了,我突然留恋他这样。
他问我:“是不是工资没开够?”
我说:“不是。”
他说:“先坐下我们谈谈。”
我说:“我现在要走了,不然赶不上飞机了。”
我当然知道bj上空跟其他地儿也是不同的,纵横交错着各种神秘通道,为空中管制提供了依据。中午十二点起飞的飞机拖到凌晨十二点是常事。
整个办公室无人知道我将离去,只有冯老头儿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我逐渐远去的背影,没有摸清状况。
飞机奇迹般没有晚点,像头哮喘着的巨兽冲向云端,那一刻,失重的身体没有感觉到丝毫留恋。
对一座城市也有七年之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