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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社台柱贺衷寒（第1页）

“五四”学运时曾是武汉地区学生界“领袖”，因湖南黄（爱）庞（人铨）案件时抨击赵恒锡被捕，几乎命丧囹圄

号称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的贺衷赛，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站在反共的潮头，所作所为，远非蒋介石手下的其他大小特务可比。他除了具有比较深的资历以外，还具有别人难以企及的理论修养和狂热情绪，同时，他的领袖欲又结合了他诡谲的心机，使他在国民党政训系统和复兴社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他野心膨胀，羽翼丰满，使蒋介石也不得不对他提防再三，这位“天子门生”不仅始终未能获得兵柄，反而在西安事变的“讨逆”声中，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而立加冷落，从此，他便一蹶不振，成了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

贺衷寒，号君山。湖南岳阳人，生于1899年腊月初五（公历为1900年1月5日），他父亲是乡里有影响的大绅士，家境富裕，望子成龙心切，因此很早便督促贺衷寒读史学经。贺聪明好学，在私塾里很快学完《四书》、《五经》，又在先生的教育下读《资治通鉴》。1915年，贺衷寒入武汉旅鄂中学学习。由于他基础较好，国文颇佳，每篇作文都被学校公布“传观”，为此得到湖南省“公费”。他还擅长书法，写得一手艺术性的双勾字，也喜欢诗词，常作诗叙怀。在此期间，他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深为梁那种忧国忧民、饮冰怀霜的情怀所打动。当时，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表示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华大地民怨沸腾，反对签约的斗争此起彼伏。贺衷寒在学校也投入了这场斗争，慷慨激昂地站在桌上讲演，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卖国求荣。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贺衷寒在校被推为学生代表，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之中。由于他在这场运动中表现了激昂的爱国热情和较高的组织才能，所以，1920年被武汉学生会推选为代表，赴苏俄考察，并于1922年1月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对苏俄的考察，他认为，苏俄的政治比中国进步，但人民的经济生活仍十分艰苦，不但未因革命而稍见改善，反而因国外压力而日趋恶化，因此，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的方式来完成。正是在此时，贺衷寒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并因思想激进而崭露头角。

从苏俄回国后，贺衷寒在武昌的一所中学教书，曾一度加入了恽代英开办的共存社，后因意见不合而退出。不久，贺衷寒又到长沙，创办了平民通讯社，批语时政，提倡民主，主张革命，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但思想尚未定型，对人对事全凭狂热。他在长沙曾联络失学失业学生示威，征求各校社团意见拟成立湖南公民选举监督团，抨击卖国政府，得到社会的同情和舆论界的赞许。

当时，青年团员黄爱和庞人铨领导长沙工人斗争，被湖南督军赵恒锡派人逮捕杀害。贺衷寒闻讯，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义愤撰稿《黄庞案之真相》，对赵恒锡大加抨击，替死者鸣冤。赵恒锡恼羞成怒，下令将贺衷寒逮捕，关了3个多月。在狱中，贺衷寒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后经两省议员的保释而出狱，但这次入狱使他更加认识了中国黑暗社会的现实和封建军阀的暴戾，更增强了他改造中国社会的决心。

出狱后，贺衷寒回到岳阳，家人相见，百感交集，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但贺衷寒向家人申明大义，又告别了家乡父老，来到南京。他本打算入南京东南大学读书，但后来认为国家问题的解决，光靠笔杆子是不行的，必须用枪杆子来求得根本解决。时值黄埔军校在全国招生，贺衷寒因向往孙中山革命来号召，便经上海转往广东投考黄埔军校。不料当他到达上海轮船码头时，轮船刚离岸开往江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轮，幸被当时投考黄埔军校之一船客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他向援助他的人询问姓名，才知道这个人是胡宗南，也是赴广州黄埔军校报考的。所以二人后来在黄埔军校情同手足，私交甚深。

经过严格考试，贺衷寒被录取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第一队，当时的黄埔军校，革命气氛十分浓厚，正如黄埔校歌上所说：“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贺衷寒入校后，和同期学生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他认真钻研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以充沛的精力在学员中组织社会活动，所以很快得到校政治部主任邵元冲的青睐，蒋介石对他也很重视。1924年11月，黄埔一期学生毕业，贺衷寒被分配到军校政治部任秘书，旋又调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4日，政治部从黄埔迁往广州省城分校，校本部设分部留守，由贺衷寒与李之龙负责。

1月下旬，为团结黄埔及广州革命青年军人，扩大革命影响，由蒋先云、曾扩情、贺衷寒、何畏能四人组织筹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该地正式成立，贺衷寒担任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他当时在《青年军人》第一期上发表了《青年军人与军阀》一文，历数了近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军阀的罪恶，指出中国的祸乱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造成的，号召青年军人要打倒军阀，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战斗。

在黄埔军校成为反共先锋，与中共党员李之龙发生格斗，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声名狼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积极筹建法西斯组织，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

1925年2、3月间，孙中山在北京病危。黄埔学生闻讯，人心颇为不安，右派势力乘机加紧活动。当时，国民党老右派谢持从上海来到广州，住在大沙头医院，说是养病，却经常到黄埔军校游说。他说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共产党的组织，贺衷寒、曾扩情等人在里边工作是为共产党做嫁衣裳。还说共产党名为与国民党合作，实则是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旦得逞，所有的国民党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之地等等。在谢持等国民党党员的煽动和拉拢下，贺衷寒迅速右转，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员发生了矛盾，甚至在第一次东征时的梅县集会上，还与共产党员李之龙发生了格斗。为了对抗共产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等人在蒋介石的暗中支持下，于4月间在梅县筹备成立了另一个军人组织——中山主义学会（后改称为孙文主义学会），贺衷寒、潘佑强为主要负责人。

1925年8月，广东国民党政府以黄埔学生军为基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贺衷寒被任为该军第一师第一团党代表（团长刘峙）。为了从舆论上对付青年军人联合会及共产党，9月25日，贺衷寒等人主办出版了《国民革命》周刊，作为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机关刊物，借此极力反对三大政策，中伤共产党，攻击国民党左派。由于他积极反共、又能写会道，因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总指挥。途中，蒋介石曾主持召开第一军政治部职员及各级党代表会议，讨论党争问题。贺衷寒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革命政党内，决不能容许两种不同主义的信仰者长久存在长久合作，与其将来分裂，不如及早各走各的路，但我们两党可以联合对付敌人。贺衷寒的这段发言极合蒋介石的口味，因而更受到蒋介石的信任。

1926年3月，蒋介石借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迫令青年军人联合会解散，并命令孙文主义学会停止活动。为了将黄埔学生置于自己一手控制之下，决定另行组织黄埔同学会，指派蒋先云、贺衷寒、曾扩情、李之龙、潘佑强等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亲任会长。这是蒋介石控制黄埔学生作为自己工具的开始。贺衷寒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这一组织中继续攻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

同年4、5月间，广州国民政府组成军人政治考察团赴苏联考察，贺衷寒是考察团成员之一。抵达苏联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考察，随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贺衷寒此次赴苏与第一次苏俄考察，思想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自吹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认为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并要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在他看来，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贺衷寒和邓文仪、萧赞育、郑介民、康泽等人看到同学中有数百名国民党员，遂以有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但遭到校方制止，同时也未获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于是，他们又着手成立中山大学的孙文主义学会分会。因为该组织在国内已是臭名昭著的右派团体，所以当他们吸收会员的时候，有人向校方告发。学校立即召开全体大会，宣布孙文主义学会是反共反苏的反动组织。因此，他们遭到大家的严肃批评，而贺衷寒则拒不认错，在会场上大闹起来，说这是“民主”、“自由”，不应该压制他们。学生们纷纷要求校方给他以处分并将其遣送回国。贺衷寒在中山大学声名狼藉，不得不转入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27年贺衷寒回国后，积极追随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他同邓文仪、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了反共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同年11月，贺衷寒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北迁学生总队长，奉蒋介石之命在杭州收容从广州来的黄埔军校学生办浙江军事训练班，主持训练事宜。1928年4月又转往南京训练。7月，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

1929年下半年，贺衷寒被派往日本明治大学研究军事、政治。1931年回国后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处长等职。他在日本学习的两年时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之际，各国资产阶级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纷纷要求建立法西斯专政，以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贺衷寒在日本期间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回国后又正值蒋介石在19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上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于是，他凭着从日本取来的“真经”，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积极筹建法西斯组织，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

名列复兴社四大台柱之首，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倾轧，蒋介石感到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但他当时所苦思焦虑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怎样更严密地加强其统治机器，进一步巩固他的独裁。

蒋介石惯用骂人的方式，逼使对方去揣度他的心理，再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11月间，他一连几次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等黄埔学生开会，只是一个腔调，叹中杂骂、骂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蒋介石的独角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介石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个题目，叫你去作文章。当贺衷寒等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终于悟出蒋介石的意图是要他们成立秘密拥蒋组织时，蒋介石已迫于形势宣布下野了。

蒋介石下野后，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被蒋介石再三骂过的黄埔学生推举贺衷寒、滕杰、周复、康泽等5人为筹备代表。第二天又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纪律条例。1932年2月蒋介石复职后，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赶快搞成这个组织。贺衷寒向他汇报了筹备经过，并呈上由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和由康泽起草的纪律文件。1932年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的人开成立大会。按“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社章，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9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酆悌、滕杰3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为书记。由于贺衷寒是最初酝酿和筹备复兴社，而后又始终是该组织的核心骨干，因而被称“十三太保”之一。又由于他是政训系统的头子和湖南派、留俄派的首领，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理论，因而在复兴社和黄埔系树立了一定的声望和威信，被认为是复兴社的四大真正台柱（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中，他名列第一。

贺衷寒自1927年从苏联回国后，就开始从事军政训练和政治宣传工作，从1932年至1936年，又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训处处长、豫皖三省剿总政训处处长、国民党军队党务处处长、军委会政训处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等职。另外还有曾扩情、邓文仪、袁守谦、刘咏尧、蒋坚忍等人。他们都是复兴社的高级骨干，复兴社就是通过他们去掌握指挥这个系统的特务活动的。在人事、行政上，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的节制指挥，复兴社只通过他们的活动去贯彻其总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另外，贺衷寒还与他的湖南老乡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潘佑强、杜心如等暗中结成了“湖南派”小集团，以贺衷寒为首领，萧赞育居第二交椅。该派势力不小，连江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也与他们很亲近。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数是留过俄，又留过日，因而在留俄派和留日派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