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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头子戴笠的继承人毛人凤（第1页）

干秘书出身，搞特工是“半路出家”，1934年协助戴笠主持情报工作，成为戴笠的心腹

毛人凤，字齐五，1898年生于浙江江山，和戴笠是同乡，又有亲戚关系，小时候两人常在一起玩。在小的时候，毛人凤便显示出他那与常人不同的忍耐性。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性格，才使得他日后在军统局内不显山露水，左右逢源。

1924年，毛人凤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期时，因体质的问题没有被录取，第二年考入潮州分校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转入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沪江大学学习，在上海时，他劝到处打流的戴笠去考黄埔军校。正是由于他的建议，才有戴笠日后的飞黄腾达。几年后他回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并在中央军校高教班学习。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和地方政府的秘书工作，并不引人注意。1934年被戴笠招入军统，从事情报工作，成为戴笠的心腹。第二年加入中华复兴社，在戴笠的委培下，一步步得到高升。

毛人凤过去在军统局时期，最初是谈不上什么的，只是做一些普通的文秘工作，那是他的老本行。1940年戴笠将郑介民不愿意干的书记长取消后，改为代理主任秘书，戴笠为了扩张自己在军统的势力，排挤郑介民和唐纵，于是将代理主任秘书这一举足轻重的职务交给了毛人凤。从此，毛人凤便有了伸展的空间，暗中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自戴笠死了以后，他一下子便大走红运，很快得到蒋介石的信任，由他继承了戴笠的衣钵。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在军统内部一场激烈的斗争中，胜过比他资格老得多的两个对手——郑介民和唐纵，掌握军统大权，这不是偶然的。毛人凤在军统中，内勤没有当过处长，外勤没有当过站长，也不是军统工作创始时“十人团”的成员，而是“半路出家”，一向搞秘书工作。他对军统业务没有多少亲身经历和经验，却能在几年工夫内担负起整个军统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

他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才调进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又有亲戚关系，他很快得到戴笠的信任。加上他本身也很勤劳、稳健，待人和蔼，没有表现出半点野心，更能任劳任怨，所以到了1941年前后，戴笠便准备培植他，作为内部的一个得力助手，给他以代理主任秘书名义，负责秘书室的工作。军统局的秘书室，在编制上和其他机关一样，是与各处室平行的。不过由于郑介民担任主任秘书，无形中成为内勤各处室的领导单位，各处室的文件都由它总其成。至于一般性问题，便可以由主任秘书批核，不必送给戴笠去看。1942年以后，军统组织扩大，秘书室的秘书也增加到10来个，并增设了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毅夫）担任这一职务。张为邓文仪特务系统的骨干分子，邓系特务合并到军统后，戴笠对张等原属于邓文仪的人，表面上没有什么分别，骨子里却很有分寸。所以张虽然当了副主任秘书，还得受代主任秘书的领导，许多重要问题也不让他过问。

主任秘书郑介民，每周照例去军统局一两个半天，只是戴笠不在重庆时，他才经常去局里办公。这主要是因为有关对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的情报，都要他去看看。因为他兼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厅长杨宣诚，1944年后，郑介民才升任厅长），对中共问题向以专家自命。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军令部二厅也同样要尽力搜集报告蒋介石。戴笠为了使两方面的情报出入不太大，以免在蒋介石面前出问题，所以要他去看看。这是因为有些材料不容易得到，而是特务们捕风捉影搜集起来甚至捏造出来以满足蒋介石对这方面的要求的。为了不露马脚，军统局和第二厅对蒋介石采用欺骗手法，所以要经过郑介民看过以后，认为差不多了，再上送，才不会出毛病。这一部分工作，毛人凤是无法代替的。

戴笠培植毛人凤，主要是把郑介民在军统中其他方面的职权逐渐让毛人凤接替下来，使郑介民只保留一个空头名义，所以不叫毛人凤当副主任秘书，而用代主任秘书职名。郑介民也很清楚戴笠的作风，在这方面也尽量少管闲事。因此，毛人凤在军统中的地位就慢慢地上升起来。

戴笠没死之前，毛人凤对郑介民和唐纵都非常恭敬，说话称“报告”，写的东西里称“职”，态度很谦逊。当时谁也想不到他会和郑介民、唐纵争雌雄，而且居然由他来继承戴笠创造出来的这份“家业”。毛人凤兴起的缘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毛人凤是个有名的“笑面虎”，从不得罪人。他从打“沙蟹”中悟出“忍”、“等”、“狠”的道理

毛人凤爱赌博，尤其会打“沙蟹”（扑克牌的一种赌法）。他对打“沙蟹”的赢钱秘诀：忍、等、狠，很会运用，因此每赌必赢。过去许多曾在他家赌博的人见面时，总爱问上一句：“今天是当了宋子文，还是当了刘纪文？”这是因为宋子文和刘纪文与“送几文”、和“留几文”谐音，一般人便拿这两人的名字作为大输与少输的代义词。因为谁也没有打算去“赢几文”，能少输一点便不错了。毛人凤从打“沙蟹”中悟出“忍”、“等”、“狠”的道理，把它运用到了对人和做事上去。多年来，他一直本着这一“原则”，当机会没有到来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忍耐，安心等待，一旦时转运来，便抓紧时机狠狠地搞一下。

他在军统局当代理主任秘书时期，是个有名的“笑面虎”，极少看到他板起面孔发脾气，见了任何人都是笑嘻嘻的。当戴笠责备他的时候，他能毫不勉强地忍受下去；即令遇到部下向他耍态度，发牢骚，他也同样能忍受得住。当时特别是许多特务喜欢和他交往的原因，是他经常代人受过而毫无怨言。戴笠的脾气非常暴烈，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动辄骂人打人关人。遇到这种情况，毛人凤总是向戴笠引咎自责，把错误由他承担下来。

有一次，戴笠和宪兵司令部为了交通检查问题，因配属在各地交通检查所的宪兵不听指挥而闹翻了脸。戴笠抢先向蒋介石报告，想借机会把宪兵抓过来，便把几年来军统在各地搜集到的宪兵的不法材料一古脑儿搬了出来，写成一两万字的长篇报告。担任抄写这份报告的文书科科员郭子良，因为抄到半夜还没抄好，身体实在支持不了，便去睡一下。戴笠一大早便亲自来拿，找不到郭子良，立即叫警卫从寝室床铺上把郭拖了起来。戴笠一问，报告还没抄好，气得拿起棍子要打郭。毛人凤连忙说：“是我要他去休息一下，上午一定抄出来。”戴笠一听便打不下去，转过来骂毛人凤糊涂，不知轻重缓急，误了他的大事。当戴笠一走，毛人凤马上对郭说：“你去睡觉，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几乎出大问题了！”郭子良感激涕零，向他表示谢意。

类似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毛人凤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先由他承担下来，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

毛人凤当时不但在军统中能忍耐，就是在外面也不耍脾气。有一次，重庆稽查处长何龙庆邀他去第一书场看川戏，占了一排最好的座位。后来来了几个空军飞行员，毫不客气地挤了过去，遂与何龙庆发生冲突。双方均骄横惯了，都不肯示弱，便大打出手，毛人凤始终保持他那副态度，结果何龙庆挨了一顿打，他只挨了一顿骂。回来后，他便告诉别人，要不是能忍耐，说不定也挨了几拳头。他对此事很注意，并常常拿这件事劝告别人，要能忍耐，才不吃眼前亏。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人凤那种等待机会的精神，当时也为一般大特务所不及。他在军统局局本部大礼堂对面那间小楼房内，安心地等了几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们的办公室都不如。他整天守在那里，批阅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他身为代主任秘书，生活朴素，每个科员都可以随时去找他解决问题。当时像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张师，特务总队长张业、王兆槐等人，都是军统的元老，每去见他，他总是非常客气地接待这些人，并照例先和他们开开玩笑才谈问题。他和张炎元在一起时，两人总爱学几句半吊子的上海话，胡扯一顿，等别人走了，才谈正经事。

戴笠在重庆时，经常亲自主持在军统局局本部的中午汇报，一些处长主任们老是提心吊胆去吃那顿午饭。毛人凤也照例要参加。每遇到戴笠还没去的时候，总是由他首先开玩笑，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遇到戴笠不能参加而事先打电话告诉他的时候，他便故意慢一点去，一进门便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戴先生今天有事不能来，大家痛快吃一顿吧！”这时全场皆大欢喜，空气立刻变得活跃起来。特别是遇到戴笠到外地办事改由他来主持这顿中午汇报时，更显得轻松愉快，总是由他带头来点第二天的菜吃，办伙食的也更卖力，把每顿午餐办得特别丰盛。他一坐下来，除了简单谈谈工作外，绝大部分是天南地北地乱扯一顿。因为他不像戴笠兼差那么多，私人活动也忙，对军统工作常常不接头，他是整天在军统办公，大家可随时找他联系，所以情况非常明了，用不着在吃这顿午餐时来多花时间谈问题。所以大家对他主持中午汇报都自始至终充满欢乐的情绪，无形中也日渐对他产生好感，他也从不肯放过这种拉拢人的机会。

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员常常借口视察工作，乘机找油水，每次总有不少好处可得。许多公开机关领导人常常请他去视察，他总是说：“我不是单位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

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的副主任给他安排了“精神讲话”的课目，他也婉言谢绝，说自己没有资格作精神讲话。遇到实在非去不可时，他也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戴笠出门期间，军统仍照例于每星期一上午举行纪念周，他总是请郑介民或唐纵两人中的一人来代替戴笠主持，自己从来不肯出面代替戴笠。戴笠听到这些反映后，认为他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忠实可靠的助手，也乐于培植他，并有意地慢慢让他在军统中造成一种无形的领导地位，使之和郑介民、唐纵两人能并驾齐驱。许多特务心目中除“戴先生”外便是“毛先生”，而对郑介民和唐纵两人越来越疏远。这样便为他日后与郑介民和唐纵在军统中争权夺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即令戴笠不死，他也早在暗中安排如何能使自己坐上军统的第二把交椅。

毛人凤讨好一些大特务的手段，除前面谈过的肯代人受过外，还尽力为人排难解纷。当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曾在台湾任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成为军统的领导人），好色成性，常因乱搞男女关系出问题。叶翔之看中了侦缉大队女特务杨吉昌，便找种种机会和杨接近，而将杨奸污。当时侦缉大队长谈荣章也和杨发生了关系。后来杨吉昌怀孕找叶设法安置她到外地去生育，叶不理，叫她去找谈，谈也不管，两人由相互推诿而争吵起来。杨只好去找人坠胎，结果因流血过多而死去。杨为军统息烽特训班毕业学生，她的同学知道这一情况，气愤异常，要联合起来向戴笠去控告叶、谈两人。

毛人凤知道这件事一公开出来，戴笠非办人不可，便找戴笠的亲信沈醉去研究，请沈醉出面调解，因为他知道沈醉在许多特训班兼课，和学生经常往来。沈醉早了解这一情况，也同意进行调解，便找了十多个为首的学生吃饭，先向他们说明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可宣扬，要他们不必闹出来。他们看到沈醉出面来讲人情，只好答应不扩大这件事，但提出要盛葬死者及由叶、谈两人亲自送殡，还规定要他两人每年得去杨的坟上祭扫。叶、谈两人都同意了，不过叶翔之没有执行，谈荣章是全部照办。他在重庆的几年中，每年都去扫墓两次。毛人凤把这事处理以后，讨得叶、谈两人的欢喜，不久也把经过向戴笠作了报告。戴笠只要不公开闹出来，也落得不过问。

拘捕军统要员马汉三，展现他狠毒的本性；对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是一贯主张“斩草除根”

毛人凤的狠毒，在最初的几年中，同样也没有谁看得出来。当戴笠严厉处分一些特务的时候，他还常常从中为之说情，经常遭到戴笠的斥责，当面批评他是“菩萨心肠”，不能成大器。他那种假仁假义，连戴笠也被他欺骗了，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了出来。

毛人凤的狠毒，可以从他对马汉三和毛森两个人的态度看出。马汉三被他杀掉，在当时是轰动过一时的大事，因马不仅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还是国大代表，是不容易杀掉的。

1944年前后，马汉三由五原办事处主任调升为军统局布置处处长的时候，毛人凤还亲目到飞机场去迎接，当晚并在家里设宴为马洗尘。因为在此以前，马任宁夏缉私处长时，每到重庆，总得带许多东西送他。他家书桌上放的一个很大的贺兰山石砚，便是托马找来的。马汉三每到重庆，照例找毛人凤打几次牌，变相送他几文。两人关系处得很好。

抗战胜利，马被派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后，初期还与毛人凤保持过去的关系。那时郑介民在军调部工作，不但自己长驻北平，他的老婆也常来小住。通过郑介民妻子的关系，马把从接收日伪财产和纵放日本战犯中所贪污的钱分送给郑介民，同郑介民日益接近，对毛人凤开始冷淡起来。

毛人凤对马汉三的贪污劣迹早就清楚，不过也还在等待马分些赃物给他。但是，马汉三走上郑介民的路线后，又与李宗仁联系上了，对毛人凤采取敷衍的态度。1947年马汉三去南京开会，虽然送了毛人凤一些珍珠翡翠之类的东西，价值也不小，但毛人凤听了他老婆的话，说马对郑介民的妻子是公开分成，而只给他这一小点东西，便拒而不收，并且更加怀恨在心。毛人凤在郑介民下台由他正式当了局长后，便决定拿马来开刀。

毛人凤早安排下一着棋，那便是把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派为北平站的督察，暗中搜集马的材料。马汉三自得到郑介民和李宗仁的信任后，也野心勃勃，想在军统中自成一系，暗地里搞小组织，连北平站长乔家才也被马拉在一起，发展到50多人。这个小组织，最初是以华北几省的特务为主，后来也吸收其他地区的人参加，主要目的是拥郑反毛。当王蒲臣搜集到这个小组织的一份名单后，立即跑到南京向毛人凤检举。这时，毛人凤的杀机已动。

正在这时，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下令全力支持孙科，所有军统特务的国大代表都接到正式的命令，除自己投孙科的票以外，还得为孙科拉票。马汉三不但不接受这一命令，除为李拉票外，还拿出不少的钱帮助李竞选。这样一来，三罪并发。

毛人凤把签请严办马汉三的报告当面送给蒋介石以后，据说蒋介石曾考虑了很久，因马是国大代表，不得不慎重一些。蒋介石没有照例批上“准予枪决”而只批了“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便决定亲自赶赴北平扣押马汉三。他临行的前一日还笑着对下属说，他参加军统工作十来年，还是第一次亲自去扣捕人。

毛人凤到北平的第一天，还和马汉三等谈笑自若地敷衍了一番，第二天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把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等当场扣押起来，并勒令参加马汉三等组织的特务都要写悔过书，检举马等的不法活动，如不好好坦白悔过，便以马等为例，还要严办。这样，军统中这个小集团便一下被他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