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食盐为官府重点管制战略物质,官府一般向灶户支付6钱4分银子,或者半担粮食,以购买一引食盐(约300斤),这称为窝本,如此官府从灶户处购得的食盐成本也不过2厘多钱一斤。
除此之外,每引食盐需要缴纳3两银子的税银,外加3两银子的公使银,如此每引食盐需要缴纳6两6钱税银,分摊到每斤为2分2厘的税银(约为22个铜板)
但于此相对应,在市面上食盐销售价格为1钱银子每斤(宋朝为60个铜板),如此食盐从灶户处到最终销售市场,其价格翻了50倍。
即便扣除缴纳官府的相关税赋,食盐价格也鬼了5倍。
私盐贩卖每引盐在世上上也能买到60文铜钱,其价格不过官盐的6成,但也有200%的利润。
因此,想办法获得盐引一直是达官贵人、地方官僚发家致富的不二法门,只要有门路,每引盐只需要缴纳6两6钱银子(300斤,平均每斤食盐不过2文铜钱而已)而已。
由于有史谨宸的支持,苟伟怡光明正大的从事食盐贩卖活动,而在各地零售的食盐,一律以官盐名义进行贩卖,这可不是200%的利润,这是10倍的利润啊。
通过贩卖私盐,苟家声势远超以往,短短不到数年功夫,苟家成为顺庆府最大的盐商,最大的绸缎商,短短数年功夫,苟家通过走私私盐获利保守估计在20万两纹银以上。
为了报答知府史谨宸鼎力支持,苟伟怡更是给了对方10万两纹银的好处费。
在上次推举知府的会议上,苟伟怡强行出头,其种种异常表现,引起杨轩注意,在确认其为顺庆府最大的私盐贩子之后,这两个月杨轩秘密安排人员打入盐铺,了解其内情。
这次看到御史钱邦芑来回顺庆府,顺势让钱邦芑出来审结此案,不但打击史谨宸及其支持者,避免形成另外派别,更为重要的一举解决军需银两匮乏问题。
通过第一天观察,发现钱邦芑虽然非常讨厌,但还算一个正派的御史,若是发现这样一个大的贪官,大的奸商,必然乐此不疲,顺利的完成案件审理,而避免打击政敌的恶名声。
果然,在审理过程中钱邦芑不遗余力,为了显示自己清正廉明,其手段更是令人大为观止。
这次抄家,光是封掉的盐铺就超过10余家,绸缎铺8家,查抄的银子足足超过10万两。
而史谨宸虽然表面上为官清廉,但这次抄家所得15万两纹银,看见史谨宸藏在官衙中,藏在私宅中成箱成箱的白银,钱邦芑感到颇为震怒。
推行新政之后,顺庆府一年税赋收入也不过26万两白银,这还是理论上的,实际上能够收上来20万两已经顶天了。
而从苟家史家查抄的白银就足足超过25万两之数,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看着史谨宸、苟伟怡一干人犯被装上囚车游街示众,听到史谨宸咆哮不休,口口声声因为政见不同,杨轩借钱邦芑之手打击自己,污蔑自己。
声言杨轩嚣张跋扈,行为乖张,即便未来平定大西军之乱,恐怕也成为朝廷的祸患。
史谨宸、苟伟怡坐在囚车里面被押到刑场,看到老百姓疯狂的将各种杂碎扔在囚车上,看到史谨宸、苟伟怡等一干人犯人头落地,杨轩感到自己手心冒汗。
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说的是任凭你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但三年知府任上也可以贪污十余万两白花银。
在明朝时期贪污横行,就像前世贪官动辄以亿计算那样,史谨宸贪污,苟伟怡官商勾结也许不算严重,但因为政治需要,或者看重其丰厚家底而遭到审判,最后落得砍头的下场。
虽然按照这个时代的法律,史谨宸、苟伟怡罪有应得,也许按照这个时代法律,杨轩没有冤枉对方。
但未来看不见的政治对手,也会这样讲究游戏规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