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欧阳修的冒头,除了本身那惊艳的才情之外,政法大学堂出身,状元及第,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要溯源的话,他还是靠几个岳父的扶持,早有胥偃,后有杨侃、薛奎
便是如此,欧阳修终其一生,也没有真正处在庙堂高位,掌握朝廷实权、重权,他只是名气很大,在文学上的成就很高。
但在大汉帝国真正的掌权者眼中,根本排不上号,更像是当家人们摆在殿阁间的一尊佛像罢了,而一旦言行出格,贬谪也就来了。
蔡襄,也是一代大家,清流领袖,他是出身闽学,如今更是莆田学派的当家人物;富弼、韩琦者,多年政事历练,早已是帝国政坛的后起之秀,闻名朝野,但一路都少不了张俭、杜衍这等首相之才的提拔、扶持。
而今科的进士状元曾巩,他则是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欧阳修在房州时收的弟子,是其在“古文”上的传闻,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便是范仲淹,若非其父打下的直通太宗的名声,若非集娄江、睢阳这两大对帝国政坛具备重要影响力学院的光环于一身,他岂有位列宰堂的一日。
当然,范公最终能够入殿登堂,官拜尚书令,得“聚天下之望”,最为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世宗皇帝的培养提拔,还得有个好运道,正统皇帝“听话”
也正是在这样的人才选拔机制与官吏成长环境中,范仲淹秉政的几年,也被后世之人,评价为“大汉帝国最后的公平时代”。
而即便一心为公的范公,其所维持的这份公平,也得打个双引号,因为他维护的朝廷体制,从根本上,是对帝国权贵们的维护。
一方面坚决维护帝国统治与律制,一方面又要打压限制作为统治基石的权贵官僚,范仲淹的执政,可想而知是在怎样一种矛盾、纠结与艰难之中度过的,说其苦苦支撑,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事情没有尽善尽美的,也正因为范仲淹之后,那种日益让人窒息、束缚的政治环境与升迁制度,才显得范仲淹在时,帝国那苦苦维持的清明,是何其难得。
然而,即便再固化,天下士林、寒门才士,终究还是有上升的可能,那条登龙之阶,也被庶族官僚死死维护巩固,被勋贵集团作为装点的门面。
上升的途径,即便狭窄,毕竟存在
与之相对的,真正让人窒息的,还是军队。一百多年了,军功贵族们对帝国军队的掌控力,虽呈下滑趋势的,但其依旧拥有强大话语权。
另一方面,在军队官僚主义大肆抬头的同时,一些独属于军令、军政系统的规则,也更加固化了,最显著的一点,同样是提拔机制与上升途径。
到正统时代,帝国官兵的升迁,看靠山,认出身,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了,甚至早已深入人心,为人所接受,就好像生来就是这样的规则一般。
对于一个普通入伍的士兵来说,若无靠山,仅靠正常的军事训练、卫戍、戡乱等职业活动,一辈子能够做到一个“百夫长”,就极其难得了。
更多的人,在超龄之后,就被发还家乡务农了,若是有立功表现,抑或是挣得个军职,或许还有机会被安排进地方差役系统,抑或乡兵系统,从地方官府讨份差事,就是这样的人,基本都是十中取一。
正统时代的大汉军队,对普通官兵来说,已然逐渐丧失曾经拥有的荣耀与待遇,东京的昭烈庙,年年都有大祭,但那些曾经动人心弦、直击灵魂的精神与意志,却渐渐染上尘埃
帝国军官的来源,更多的,来自勋贵将门之荫赐,出于帝国几大军事学校。至于武举,则已经彻底被玩坏了,到如今,只是作为一些即将受到提拔的军官履历之一。
至于军事人才的选拔,军队自有其规矩!
而军队的这种固化,又以海军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