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即便真按照刘文济的构想去推动,并且最终落实了,在这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也谁不知道最终呈现的究竟是怎样的结果。
但是,做事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成功,但在追逐成功的过程中,能取得一定进步,就已然意义非凡了。而以刘文济外柔内刚的性格,在没撞南墙之前,是不可能考虑回头的,同时,以他素来谨慎的作风,也很难有事情能让他碰得头破血流。
在端拱三年夏季的时候,随着江南道布政司对娄江学院的“收编”工作完成,皇帝又一纸诏下,着娄江学院掌院王学新,拣精英教授入京,正式开始组建直辖于中枢的吏政学校。
而到了京畿层面,自然不能再向娄江学院那边小打小闹了,逼格、级别都要提上来,同时,也不再是单纯培养“吏”才了,而是一个真正培养官员、奉行精英教育的综合性学校。
为此,刘文济甚至下诏,将国子监都融入到大学堂里,可见其规格之高,不管历届皇帝重不重视,国子监都是大汉帝国的最高学府,也是文臣官僚、天下士林学子的无限向往之地,其地位是神圣的。
因此,当皇帝要对国子监进行“大学化”改革时,在朝野之间引发了巨大争议,可谓甚嚣尘上,各路保守派人马都跳了出来,从坚决反对到保守争议,各种意见的都有,一时间,非议满京华。
皇帝明显不好惹,于是就有人把注意打倒王学新等筹建大学堂事务的官员、教授身上,各种攻讦与指责,向雨点一般打向王老夫子,说他离经叛道,谄幸媚上,昂头挺胸进京师的王老夫子,被搞得声名狼藉,若不是皇帝在背后支持,还时不时地遣人关怀,在巨大舆论旋涡中,他怕是早撂挑子。
反对声音虽大,但平心而论,对帝国中枢决策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上有皇帝强力推动,下有勋贵坐视观望,还有那批经由刘文济筛选而出的建隆宰相们,即便心存异议,也没有在此事上向皇帝发起挑战。
而在这些帝国最高决策圈层之外,还有同样一批人选择支持大学堂的建立,并且一个个战斗力同样不俗。嘴仗的作用不在胜利与否,只是避免舆论一边倒,方便浑水摸鱼,最大的价值也在于让掌权者实现最终的目的。
而刘文济的目的,最终自然是实现了,政法大学堂终究在一种非议不断但有条不紊的状态中,落实成立了。在后期的时候,很多人见事不可违,只能捏着鼻子加入,总不能让帝国的最高学府真落入到王学新这样一个“异端”手中,为了维护正统,暂与“邪魅”委屈合作,也是不得已下的忍辱负重。
到这样的地步,仅仅王学新,已经不足以掌控大学堂了,即便刘文济给他加了一个礼部侍郎衔,也只能成为诸副校长之一。
至于大学堂的首任校长,规格也提得很高,乃是宰相张士逊,而学堂的博士、教授等诸多师长,也都没一个凡人,三馆学士、京中大儒、地方学豪,纷纷扎堆,更重要的是,是朝廷诸部司衙门那些熟稔国事、达于政务的高官大臣们,也被要求定期到学堂教学。地方上述职之封疆大吏,政绩出色、建树有方者,也是一般。
至于随王学新进京的那些“娄江派”师长们,在京城中,就只能伏低做小了。不过,作为早年实践,前期筹划,并在后期参与到大学堂庶务管理的王学新,他的名字也直接印入大学堂的历史,乃至整个大汉帝国的教育史中,这样的名声,对王老夫子而言,也是一种足额的回报了。
师资力量如此,生源自然也不会是凡类,简单地讲,没有身份、没有背景的人,除非你天纵奇才,生而知之,抑或侥天之幸,否则绝对进不了大学堂。
便是如此,政法大学堂的建立,于帝国人才培养机制而言,都是一种大进步、大变革,即便本质上,他只是培养帝国统治阶级精英的地方,基本与黎民黔首绝缘。
毫无疑问的是,大汉政法大学堂,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其帝国官僚摇篮的性质与地位。
ps:在江南道奉诏将娄江学院纳入布政司管理的同时,在北方的燕山南道,也做了类似的操作,只不过收编的对象,乃是由广阳侯府建立的“赵氏家学”,在过去的几年里,经赵氏家学培养有两百多名学生,在毕业后凭借着赵氏的影响,安插到燕南、河北一部分官府为吏
对于这种情况,作为皇帝的刘文济在察觉后,当然不可能允许其再存在。不过,即便收编了,赵家在幽州吏政学院,甚至在整个燕赵地区官场的影响力,却依旧很大程度地保留下来,甚至更加深入。就像赵匡义生前所言,昌其家者为家学,百年之基
而关于“赵氏家学”的情况在京中上层间传开之后,许多人才真正反应过来。主持“赵学”的赵德崇并不为人看重,让人引发感慨的,还得是赵匡义的老谋深算,当然也有人称之为老奸巨猾。
但也到此为止了,就算想要效仿都没机会了,朝廷已经不允许了,尤其是勋贵出身者,毕竟容易被攻击个居心叵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