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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章（第1页）

正好应对了粮食不足的困境，于是，这种残酷的行为可以通过匮乏环境的筛选，被随机降临的奖励不断地加强和固化。

所以我认为，活人祭祀的本质，就是一种在匮乏环境中被筛选出来，进而又被随机出现的奖励事件固化和加强的迷信行为。

活人祭祀的迷信行为被不断加强和固化后，其形式也更加多样了。比如，在殷墟的车马坑里，有被埋葬的马车以及人马的骨骸，学者们相信，其整齐而充满仪式感的摆放方式无疑也是一种人畜的献祭。

值得一提的是，殷墟车马坑里的马车是目前中国境内出土的最早的马车实物，这让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马车技术很可能是由外部传入的。

第一个原因在于，驯化的家马并不是中国的本土物种，虽然中国新石器时代有一些马骨出土，但是绝大多数马骨还是普氏野马的马骨，先民并没有骑乘它们或者让它们拉车，而是捕杀它们为食。普氏野马和驯化的家马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在殷商以前，有极其零星的驯化的家马的马骨在中国境内出土，但是家马真正成规模地出现还是在殷墟的车马坑里，所以对商朝人来说，家马是突然出现，而不是本土一直存在的物种。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距今大约6000年，家马在乌克兰或者哈萨克斯坦境内被驯化，之后伴随着印欧人的扩散而传遍欧亚大陆，对商朝人来说，家马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外来物种。

马车技术外来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技术，都有一个起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车辆技术也应该如此。在欧亚大陆的西边，考古证据清晰地显示了西方车辆是如何诞生、发展，再到成熟的。

比如，西方车辆最初是四轮车，拉车的牲畜不是马，而是牛，因为当时车辆技术不成熟，车速不能太快，否则容易侧翻或散架，而且车轮是由实心木板做成的，并不是后来的辐条结构。两轮战车技术出现以后，马匹开始成为牵引车辆的主力，因为两轮车辆更方便转弯而不至于侧翻，所以马匹高速奔驰的特性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车辆为了轻便，还发展出了辐条结构的车轮，随着技术的精进，车轮辐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从四根到六根，再到八根，这个发展过程可以被清楚地看到。

殷商车马坑里的车辆技术却远远高于西方的早期车辆，都是两轮马车，而且有些车轮辐条竟多达26根，殷商战车的技术水平完全超越甚至碾压它们。

事实上，世界上有的民族由于长期与欧亚大陆处于隔离状态，所以从未掌握车轮技术，比如美洲的印第安人，虽然在天文和历法方面取得了相当傲人的成绩，但是在欧洲殖民者抵达美洲之前，他们没能发明出任何一架具有实用价值的车辆，这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在中国，家马的驯化和车辆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交通和运输成本，不仅使各地的物资和文化得以更加频繁地交换，也让中央王朝可以更快地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投射四方，将全国凝聚为一个整体。马政在中国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一直都是事关国家命运的重要事物，比如在秦帝国设立的三公九卿制度中，负责马政的太仆便位列九卿之一。

也正是马匹和车辆，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见证了殷商王朝的谢幕。

商朝定都殷之后，曾经有一段时期，气候非常湿润、暖和，竺可桢先生认为，殷墟时期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摄氏度左右，与今天长江流域的气温相仿。彼时的中原大地还是一片亚热带雨林，今天已经在河南绝迹的犀牛和大象，当年却在殷商王朝的疆域内四处驰骋。

在殷墟曾经出土了一副小象的骨骸，脖颈处还挂着一个铜铃，说明那是一只被人类驯养的小象，足见当时的商朝人和大象相处密切。此外，在甲骨文中，「大有作为」的「为」字，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手在牵着一头大象，这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潮湿、温暖的环境中，农作物往往会有更好的收成，更多的粮食储备意味着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规模的军队，在殷商中后期的历史中，殷商王朝迅猛扩张，骏马拉着两轮战车四处驰骋，一批又一批俘虏被抓回首都斩首祭神。我相信当时整个王朝一定信心满满，昂扬向上，他们坚信自己所献祭的鬼神会永远保佑自己。

然而，到公元前11世纪左右，中国再一次迎来气候的转冷，与寒冷相伴的干燥也随之而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彦民表示，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商朝后期一些卜辞中，「烄」字出现的频率明显多了起来。「烄」字在甲骨文里看起来就好像一个人被置于火焰上炙烤，其含义为焚人，是活人祭祀的一种，主要目的在于求雨，而商朝后期越来越多的焚人记录意味着当时气候已经整体转向干旱，焦虑的商朝人不断地将人烧死以祈求降雨，可以想象，寒冷和干旱给古代农业生产带来的威胁有多大。

粮食减产会造成食物的匮乏，食物匮乏会使得整个王朝人心涣散，军队后勤崩溃，同时，被饥饿逼入绝境的各地方国和诸侯也会铤而走险，试图挑战中央王朝的权威。在古代社会，饥饿和造反常常相伴相随，殷商军队在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