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相刘颂上疏说:
“陛下啊,咱一直以来法律禁令都比较宽松,这一下子要彻底改变可不行。不过呢,要纠正时弊,也得慢慢来。
就好比行船,不能直接横着冲过湍急的水流,得慢慢调整船头,一点一点朝着目标前进,这样才能顺利过河。
我听说为了国家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分封亲近贤能的人。但得好好审时度势,让那些诸侯如果遵守道义行事,他们的力量得能够保护京城;要是有包藏祸心的,也得让他们没那个能力搞出大乱子。
陛下您应该和那些博古通今的人一起好好商量商量。周朝的时候,诸侯犯了罪,人被杀了但国家还能保留;汉朝的时候,诸侯有罪,要是没儿子,国家就跟着没了。
现在应该反着汉朝的做法,遵循周朝的,这样下面稳固了上面也就安稳了。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上面抓住关键,把具体事务交给下面,
不是因为怕累想偷懒,实在是因为政体就该这样。靠做事过程来分辨人有没有能力,太难了;根据成败来论功行赏或者定罪,就容易多了。现在陛下在事情开始的时候很用心,
到了考核结果的时候就马马虎虎,这就是政策还不够好的原因。君主如果真能抓住大权关键,在事情成败之后考核功罪,那上下就都能各得其所,安稳太平了。
古代的时候六卿分工,冢宰是老大。从汉代以来,凡是各种官员事务,丞相都总管。现在尚书掌握决断大权,各位卿相只是奉命行事,这和古代的制度比起来,尚书的权力太重了。
应该把朝廷的事务分给外面的官署,让他们专门负责。尚书就统领大纲要领,到了年终考核功绩,对照簿册来进行赏罚,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动不动都是上面决定好了下面执行,所以上面有了失误,也没办法再去怪罪下面。
到了年终事情没办好,也不知道该责怪谁。那些小错误、荒谬的事情,人嘛,难免会犯,如果全都用法律来严苛对待,那朝廷内外就没有完美的人了。
近代那些当监司的,大多是大事抓不起来,却在小事上斤斤计较,都是因为害怕得罪豪强,又担心工作没干好,就紧紧盯着那些小细节,好像很公正,实际上是扰乱法律。
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喜欢那些琐碎细密的案子,一定要求上报那些严重奸猾的事情,这样政治上的坏人自然就被抓住了。
创业的功勋在于建立教化、制定制度,让好的风气深入人心,留下的功绩能辅助幼主,后代靠着这些,就算君主昏庸也能像明智一样,
就算愚蠢也能像聪慧一样,这才是值得推崇的。至于说修饰官署之类的各种工程劳作,这些都是以后不需要陛下亲自操心就能办好的事情。
现在在这些不必要的事情上耗费精力,损害了国家真正依靠的根本,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了头了。”
庚戌永熙元年四月,晋武帝生病卧床,病势沉重,于是下诏让车骑将军杨骏到宫内卧室来。
武帝有气无力地说:“朕如今身体不行了,把皇太子托付给你。你可得念在与朕的亲戚关系,全心全意,辅佐皇子啊。”
杨骏赶忙表态:“陛下您一定要保重龙体,以不负天下人的期望,臣怎敢不效尽忠贞之节,来报答今日这特殊的恩遇呢?”
武帝又对身边的大臣们说:“你们都要有忠义之心,献出治国理政的良方,辅佐皇储,只希望能始终如一啊。”
说完就驾崩了。
太子和大臣们都痛哭流涕。
第二天早上举行哀悼仪式,把武帝的棺材停放在偏殿。
晋武帝驾崩时五十五岁,庙号世祖,在位二十五年。
期间改了三次年号:泰始十年,咸宁五年,太康十年。
说起晋武帝,他这人擅长谋划,能决断大事。
在曹魏时期奢侈苛刻弊端之后继位,百姓都思念古时的好风气,武帝就努力倡导恭敬节俭。有官员曾上奏说拉御车的牛的青丝缰绳断了,重新制作要耗费民财,武帝马上下诏,命令用青麻来代替。
到平定吴国之后,天下太平无事,他就开始懈怠于政事,沉迷于酒宴,宠爱皇后家族,皇亲国戚当权,老臣不能被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