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冷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全面较量。
只是,较量的本质并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对比,而是国家在各个领域所投入资金与收益的比拼。
可以说,顾祝同对此有着最为清楚的认识。
不可否认,建设庞大的核武库,让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都付出了极为高昂的代价,而且在维持上的花费更加高昂。哪怕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在处理削减掉的核弹头时都花掉了大量金钱。
问题是,继续扩大核武库已经毫无意义了。
这一点,在七零年代末就已经显现了出来。
这就是,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一九七九年签署了《中程导弹限制与削减条约》,明确规定双方都得销毁射程在五百到五千公里内的所有导弹,并且承诺不再研制、生产与装备类似的导弹。
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已经放弃了在核武器领域的追赶步伐。
一九七八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联邦国会批准了一项特别法案,即把帝国核武器的总量限制在一万四千枚以内,军方不得继续增加核武器的数量,而是把重点转为提高核武器的作战效率。
显然,重点是限制核武器的数量。
说白了,核武器根本就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武器,也就不存在使用效率的问题。真正需要使用核武器的时候,恐怕也没有人会去计算核武器的使用效率,而是以把核弹头发射出去为最高原则。
当然,这部法案,宣告德意志第二帝国正式放弃了追赶中国的核战略。转为寻求在有限军备情况下的核均势,即通过保持足够摧毁中国本土的核力量来遏制中国发动核战争的战略企图。
事实上。一万四千枚核弹头都显得有点多余。
即便以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七零年代末的战略运载与投掷工具的技术水准,即便德意志第二帝国把核弹头的数量减少一半,即只保留七千枚核弹头,也有足够的把握在遭到突然战略打击的情况下有两千枚以上的弹头幸存下来,而只要其中的一千枚弹头落到中国本土,中国就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德意志第二帝国没有把核弹头削减到七千枚,而是维持在一万四千枚左右,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销毁核弹头要比维护核弹头更加昂贵。妥善处理掉七千枚核弹头的花费,相当于生产三千五百枚核弹头。而这笔钱足够在二十年内保证七千枚核弹头得到正常维护与保养,因此维持核弹头的数量在经济上更加划算。
当然,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核武器领域的竞争已经没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问题是。中德的冷战局面并没有因为核武器不再增加而得到改善。
更重要的是。中德间的军备竞赛并没结束。
正是如此,顾祝同才开始在常规武器上做文章,即把军备竞赛由核武器转移到常规武器领域。
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决策。
虽然中德间的冷战关系,使得大战后的每一次局部战争都有演变成中德全面战争、也就是世界大战的风险,某些时候一些热点问题都有可能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比如在在一九七三年,菲律宾爆发所谓的民主革命之后,德意志第二帝国立即宣布承认菲律宾非法政权并且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在一九七五年秘密向菲律宾部署配备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导致中国在当年年底出动海军全面封锁菲律宾,并且拦截向菲律宾运送导弹的德国船只。由此引发了菲律宾导弹危机。在这场危机最为紧张的时刻,中德领导人都进入了战略避难所,而且随时准备向对方发起毁灭性打击。但是这些危机全都获得了化解,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三十多年间没有发生一次直接冲突。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场局部战争中,只要某个超级大国直接介入,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就会竭力避免直接介入,最多只是以援助方式为对手制造麻烦。
显然,这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即便在核武器的毁灭阴影之下,常规武器依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