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李泽厚所谓的“理想、激情和希望的年代”,下海经商、著书立说、写诗言志,以文会友、泡妞,所有理想在经历过压抑后,慢慢复苏。
我听我父亲说那时校园里公园里荒山上,读诗会搞得轰轰烈烈,理想、把妹两不误。
那时流行“先锋”一词,最后不少电影人、艺术家不幸整成了“先疯”。每个时代都有先锋,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人站出来对固有传统说伸中指,再试图建立新格局。
我喜欢先锋电影,比如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这些**潮人精的杰作,可光影情节的滥觞最初不是来自他们,而来自桥边镇。
我记得镇上的电影院非常小,只容得下不到一百号人,放电影的崔老伯养了一只两个眼睛不同颜色的赖皮猫。他运筹帷幄,掌管电影院的一切,从卖票到放映一条龙服务。
崔老伯什么都喜欢催,进场慢了催,退场慢了催,电影还没打字幕就催着断片,常常被观众骂,咒这个死老头儿是不是急着去投胎。
唯一一次逞能是他打死了一条入侵电影院的蛇。当时电影院正放《人蛇大战》,一条菜花蛇收到同类的sos信号,爬到一女生腿上玩耍,这女生以为旁边的男朋友在摸大腿,撒娇说你这坏蛋怎么这么心急。
他男朋友莫名其妙地说,心急个鬼。
这女生一看腿上……
“啊!”只听见一声刺耳的惊声尖叫,随即大喊喊“电影院有蛇”。个个跟被打昏了的兔子似的四下逃窜,只有f4坐着岿然不动,津津有味地看电影,心想大人的世界没法理解,不就一条蛇吗,这玩意儿我们缠在脖子上当围巾玩。
崔老伯二话不说,提起蛇尾巴抖了抖,那蛇便一命呜呼。
所以,崔老伯的一条龙服务缩水成了一条蛇服务。
但骂是骂不死他的,他照样催,跟催命似的。本来大家劳作了一周到电影院放松一下,却被催命,谁来都不高兴。
电影院门口的小黑板提前预告下周的电影,主演的名字也会写上。我们最期待林正英的僵尸片,缠着大人给零钱买电影票,一毛钱一张,座位随便坐。
耿浩最积极,不吃饭晚饭去抢座,抢到最好的位置都让给卢泽汓,因为他矮,坐后边只能看人家的后脑勺。
僵尸片相当给力,看得人欲罢不能,看完后崔老伯总被观众骂,不是因为他催命,而是因为僵尸片让他们晚上睡不着觉要做噩梦。
崔老头儿这时喊冤了,说我就靠了,我又没强迫你们看,看爽了反而找我的茬了。想想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看完僵尸片不过瘾,便跑到我家里让我爸讲《聊斋志异》中的《尸变》的故事,讲了几百遍都没听腻,这故事经过我爸的口,像有魔力般被赋予了新意。
四个人靠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全程无尿点。偶尔窗外的甲虫飞进来碰灯上晕死后在地板上撞出响动,把我们吓个半死。
我爸一边讲述一边形象地做出僵尸的姿势和神态,以至我们确信不疑,那种嗜血的古怪生物一定存在。加上被甲虫的动静吓的,听完故事后基本人就全死了。
他们仨怕得瑟瑟发抖,呆坐着不敢出门,只好留宿在我家过夜。四个人挤在我的小床上玩僵尸的游戏,一个人扮演僵尸,三个人拌人。人用被子捂着,僵尸要想办法咬到被子下的人。
这游戏真他妈的弱智,但我们常常玩通宵,天亮了才横七竖八地睡去,我妈再给我们盖好被子。
后来电视普及,再加上催命的崔老伯终于把自己催进了棺材,电影院便荒废,成了二流子赌博酗酒和情侣打野战的场所。
那时在电视上看《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鸡毛信》,一样废寝忘食。看完之后f4做梦都想当电影里面的小英雄,捉几个日本兵来玩玩。在做“抗日英雄”的游戏时,“日本兵”们拿着木头做的机关枪,口中年念念有词,什么“花姑娘地有”“哟喜哟喜”,均愿自电影里那些凶狠的日本兵。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告别了“唐·吉诃德时代”,开始试着思索一些问题,比如,日本人真的那么蠢吗?一思考,更多问题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了。
再后来,vcd机兴起,镇上有了出租光碟的小店,看《终结者》《侏罗纪公园》《大白鲨》《星球大战》《异形》《教父》,当然,经典的三级片《卿本佳人》《蜜桃成熟时》就不用说了,算小镇青少年的必修课。
越往后,看的电影越有深度。科波拉、库布里克、格拉西莫、昆汀、林奇、希区柯克、黑泽明、伯格曼……一方面娱乐电影不丢,纯粹的文艺片也更多地涉猎。
到大学时,选修了北京大学的一门影视理论课,那老师是个文艺老年,讲课诙谐幽默,常喝完酒来讲课,一边打臭饱嗝一边在台上论古博今,电影内外,人生艺术,均被他融会贯通。
但搞不清他哪句话是疯话哪句话是正常话。这老愤青说:“你们这些学文科的书呆子与其老老实实读四年书,不如看四年电影更有益处。”
于是,在宿舍里我跟袁正、杨尘君常猫在一起看电影,基本到了每周四五部的节奏。算上小电影,大概每周20部的样子。总体来说,看国外的电影多,国内导演碍于种种原因,能拿出手的没有几部。
大四刚开学,一位叫杜锋的牛逼哄哄的青年导演拍了一部叫《深井》的描述矿工生活的写实主义电影,我跟袁正看完后惊呆了,想不到中国青年导演中还存在这么劲道有血性有灵魂有深度的导演。
我们猜测这片儿会火,这导演会红得发紫。果不其然,不到一个月便传来《深井》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消息,杜锋顿时成了各大媒体的焦点。
之前,除了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还没有华语影片获得过这个殊荣。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导演能征服戛纳电影节的评委,自然备受关注。
杜锋异常低调,每每出席活动都走个过场,不接受任何私人和媒体的访问,头发遮着额头,头埋得很低,怕见光。
他始终神秘莫测,媒体从来没有做到过他的专访,都是旁敲侧击,通过他身边的人获取他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