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上个世纪末的“冰点文丛”,出版界无人不知。贺飞当年在北京搭起“草原部落”的旗号,自称“酋长”,主编了一大批深受青年学生热爱的图书。
那些书是我高中时期的精神食粮和启蒙读物,正值观形成的时候,雪与火般的文字让我大开眼界,汉语言还能这样书写,让我赞叹不已。“胡适”、
“鲁迅”、“林昭”、“五四之魂”……太多太多主题词,像青春的花朵盛开在我周围。
那时,别人都在看《知音》《读者》这些小人书,我跟付文心却钟情于“酋长”贺飞编的书,每本必买,看完交流心得。
在无数个漆黑的夜里,黑暗无边,我跟随“酋长”的导语进入一个异端的光明世界,他们开启了我少年时代的启蒙之门。那些尖锐、偏执,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思想,引导我进入了另一个维度。
我呼吸到的空气不再乏味单调,有了很多神交的知己,不再在人群中感到莫名的孤寂。
没有贺飞先生在90年代传递思想的薪火,出版界将会黯淡无光。贺飞在极其困难的语境中挖掘草根的言说、新锐的思想,让9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续上了“80年代”争鸣的文化血脉。
他推介给读者的作者都是年轻人,他说他喜欢跟年轻人打交道,让更多年轻人的声音被读者听到。
我们约定在广播学院旁边的一个书吧见面,书吧的名字叫字里行间。
挂断电话,难掩亢奋,在宿舍手舞足蹈,袁正和杨尘君疑惑地问我你今天怎么短路了。
我告诉他们,我最崇拜的出版人要约我见面。
他们都恭喜我,说终于写出来了。
我打电话给付文心,请她吃饭,谢谢她的鼓励,因为当初我快要放弃时,是她让我坚持写下去。
那天晚上我要了一碗又一碗米饭,也说了很多,我兴奋地给她讲着,以前自己怎么喜欢读贺飞主编的文丛,怎么把那些书放在枕头下面,多么喜欢书里的文章和力量。她温柔地看着我,附和着,像动画片里鸡妈妈看着眉飞色舞的小鸡说话。
现在想起,我不是因为出书而兴奋,而是因为能跟她分享这份喜悦而兴奋。
第二天我跟贺飞在书吧见面了,怎么也无法将他与文化人联系在一起,像刚从工地上出来的小包工头。
此人乃典型的蒙古汉子,声音低沉沙哑,背着大挎包,穿着灰土色的衣服,诠释着蒙古利亚那草原与厚土的朴质。说起话来激情四溢,不知道疲倦,我们一见如故
,诸多观点不谋而合。
我把我所有的文章打印出来订成一本样书,双手呈递给他。他看了一会儿,大赞文笔犀利,写得好,马上从包里翻出一份合同要马上跟我签约。
我一个字儿也没看,挥笔在合同上写下了大名。
那段时间,贺飞带我去见以前久仰的学者和艺术家,跟他们交谈中,有的前辈言之有物,我深受启发,有的则闻名不如见面,不过尔尔。
贺飞告诉我,搞文化只能在北京,这个地方虽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但有气氛有空间让你谈理想,到小地方天天柴米油盐对牛弹琴,在北京我们臭味相同的至少可以抱团儿取暖。
很难定义贺飞的职业,他是书商,也是学者,当然也是文化人。他跟别的文化人不同,别人看来他是矛盾体,文人加商人的身份已能制造话题,如果他安分地做一个附风庸雅的儒商,能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
但他拒绝扮演喜鹊,拒绝成为黑暗中的哑鼓。这个来自内蒙古的汉子,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成为文坛的一只乌鸦,报忧不报喜;他认为这个野蛮的物质时代,学者应该成为精神领袖;他要用理性的精神来打破蒙昧。
他给我讲他的发家史,鼓励我年轻时要激情满满地追梦,如果没有梦,人与行尸走肉有何区别。
贺飞自称农民的儿子,一落地父母一看这屁孩黑黑的,肯定是农民的命,一辈子肩挑背磨,给他起名叫贺土,希望他终身像爷辈和父辈那样在土地上耕作,生是土地人,死是土地鬼。
这他妈的是我听过的最土的名字。但这孩子怀揣一颗想飞的心灵,土地困不住他,长大后他把名儿改成了贺飞。
小时候家里穷,他做过很多的小生意,卖镰刀、卖草帽、卖冰棍甚至卖狗皮膏药,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勤工俭学。
1987年他考上北京经济学院,大学时代,喜欢到图书馆翻书看杂志,写写诗,并策划出版了40余本书,当时请了学校8个老师给他做编委,还付给他们稿费,所以他上学时从来不担心挂科,老师跟他很熟,怎么着也得给61分。
1991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以前,他的世界充满了诗歌、思想和情怀,瞬间被冗长的公文、啰嗦的会议和贫嘴大妈包围,生活了无生趣,看不到理想和希望,再待下去人要憋出内伤了。
于是,他不顾家人反对,拒绝了县长千金的婚约。当时家人都安排好了,只等他们结婚,结果新婚前夜新郎逃婚了。
他跑到广东经商,做水饺和馄饨生意,慢慢有了积蓄,开始做自己喜欢的文化产业。
我问他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他说当年还没跟那县长千金洞房就跑了,真他妈的可惜,该睡完她再跑的。说完哈哈大笑,端起满杯的蒙古酒一饮而尽,辣得脸彤红,一脸的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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