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差不多。”张居正自言自语地点点头,接着又问,“幼滋兄,刘炫找你讨见识,你如何回答?”
“人家哪里是找我讨见识,”李义河苦笑了笑,“他是想通过我探探你首辅大人的口气。”
张居正的眼神里又恢复了那种不容抗拒的自信,他望着李义河,一本正经地说:
“事关重大,不谷想先听听老兄的高见。”
“我嘛,”李义河略顿了顿,爽然答道,“我支持刘炫写这道本子。”
“理由呢?”
“理由有二:第一,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将大臣体面视如敝屣,此风不杀,万历朝就开了危险先例。长此下去,阉党乱政,我辈士人岂不沦为刀俎下之鱼肉?第二,你叔大兄早就讲过,自今年始,要推行财政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两条,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内廷绕过工部申请杭州织造局用银,竟高达八十万两,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狮子大开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事体取消增额,你的财政改革,恐怕就只能胎死腹中了。”
李义河说话如竹筒倒豆子,张居正听罢摇摇头,回道:“诈传圣旨与杭州织造银是两回事,不能扯到一起。”
“怎么是两回事?”李义河据理力争,“如果不是朱衡拒不移文,阻挠织造局用银增额一事得罪了冯保,阉党们怎么会出此毒招整他?”
见李义河振振有词,除了激愤却没有独立见解,张居正便拿话“刺”他:
“幼滋兄,你在官场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怎么还像那些青年士子,说话意气用事。”
李义河一时揣摩不透张居正的心思,咕哝道:“意气用事也并非全是坏事,人心中存一点意气,才不至于失了读书人根本。叔大啊,恕愚兄直言,我看你举棋不定,心中定有难言之隐。”
“什么难言之隐?”
“你是怕得罪冯保。”李义河口无遮拦,语重心长劝道,“叔大,你我多年朋友,只是你造化大当了首辅。不过,有句话我还得劝你,对阉党不能一味迁就,高拱千不是万不是,但是对阉党制约有方,决不姑息养奸,就这一点,足可让人称道。比之人家高胡子,你叔大就软了一些,难怪有人说,对各衙门官员,你是霹雳手段,对内廷太监,你是菩萨心肠。这一次左掖门事件,你若再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朱衡说话,士林中人就会背地里骂你是软骨头,授人以柄的事情,千万做不得啊!”
张居正本想敲打一下李义河,却没想到招来李义河一通议论,反被他抢白一番。在京城里,能用这种口气同他讲话的人,除了李义河,断没有第二个。这位威权自重的首辅平常听惯了顺耳的话,现在当面被人数落,他一时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讥诮地评了一句:
“幼滋兄这一番话,听来真如轰雷贯耳啊!”
李义河也感到方才话说得过火,心生悔意正思补救,便觍着脸回道:
“我是个直肠子,话说得难听,但心是好的。”
“幼滋兄你这一解释,反倒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张居正随口谑道,想了想,又说,“你刚才的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历朝历代,宫府之间,不可能不生龃龉。宫府之强弱,原也因人而异。高拱柄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权力,向隆庆皇帝推举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掌印,事情就要好办得多。冯保则不同,他为人干练工于心计,且又深得李太后信任,若摆开架势与他争斗,就算你用尽心力,最好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说,谁是这个渔翁呢?”
“高拱。”李义河脱口而出。
张居正微微一点头,长吁一口气,叹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目下形势,偌大中国之内,能取代不谷而任宅揆者,惟高拱一人。任内阁辅臣,他已是两进两出。不谷稍有不慎,就会给他创造机会而三登堂奥了。”
“这倒也是,”李义河颔首称是,但仍不免担心言道,“小人怀利,君子怀忧,叔大的担心也不是多余。但若与阉党沆瀣一气,亦终非人臣之正途。”
“说得好,”张居正击节赞道,“但要记住,三军夺帅只是匹夫之勇。”
“你的意思是?”
“对冯保,只能施以羁縻之法,一方面要笼络他,另一方面,还得牵制他。”
“这多累啊!”
“惟其累,才有乐趣嘛,不然,老子为何要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呢。”
张居正说罢,很开心地笑了起来,李义河深深感到自家心志比张居正差了一大截,也不想讨论这些“玄学”,只抄直问:
“依叔大的意见,这刘炫的本子,是可以写的了?”
“本子要写,但刘炫不能写。”
李义河一愣,脱口问道:“为何刘炫不能写?”
“刘炫是不谷的门生,他的弹劾本子一上,冯保就会知道,他的幕后支持者,就是我张居正。”
“啊,我怎的没想到这一层,”李义河一拍脑门子,埋怨自己愚钝,又问,“那,谁来写这道本子呢?”
“朱衡三朝老臣,也是门生遍天下,座主遭此大辱,有多少门生都想替他讨公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