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法律太死太硬,那我就简化软化,粉饰包装一番,大搞以德化民
……诸如此类。
效果有好有坏,时好时坏,比如分封诸侯,前期可以稳定国之根基,后期成了祸害;比如自由经济后期造成比较严重的贫富不均,但是瑕不掩瑜,积极影响完全盖过消极影响,要不然后代文人也不会论及盛世必言文景。
到了刘彻时期,这股反思风潮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有愈演越烈之势。
什么东西到了极端,大概都会背离原始轨道,人长太高会驼背,竹子长太高会弯。反思秦亡这个概念,在刘彻时期,进化成了几乎毫不相干的俩字:崇古。
这是矛盾的结果。
汉承秦制,无论在外围怎么修改美化,核心还是秦始皇那一套,以法治国,以法治民,所谓霸道治国。
这一点谁都明白,高吕文景时代的学者,不否认这一点,反思秦亡就是反思,秦朝好的方面沿用,不好的改进,就是上文刚提到的那些,对秦朝的肯定其实是大过否定的,反思但是不反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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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积极的态度,批判地继承。但是到了刘彻这里,情形就不大对了。
前文说过,刘彻这个人心太大,他要开拓领土,他要打匈奴,他要搞掉所有的诸侯,集权中央,唯我独尊,而且已经付诸实践了,于是问题出现了,这些都是秦始皇干的事情啊。反思秦亡反思了七十年几代人,又回到秦朝了,刘彻能承认自己是第二个秦始皇吗?当然不可能。
不但不能承认,而且要大肆否认,把秦始皇和秦朝打入万劫不复,就如历来的大人物们,发动战争越多,杀人越多,越要标榜自己是为天下苍生,一个道理。所以刘彻要反秦,但是秦朝该反的都已经被他的先辈们反完了,留给刘彻发挥的没剩下什么,总不能反对秦朝中央集权,以法治国吧,当然不可能,这是帝国的核心。
于是刘彻钻到竹简书堆里,一番尘土飞扬后,刘彻出来了,他找到该反什么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禁止天下文人以古非今,就反这个。秦始皇禁止以古非今,刘彻便大肆更化崇古。
怎么崇古呢?学习周朝?乱死了,不要;商朝?不行不行;夏代?什么东西。再往前就是尧舜禹了,所谓上古唐虞三代(唐尧、虞舜),就它了。
上古这一摊不知道含水量多大的历史,是儒家文人的最大特长,随便找本论语读读,就知道唐虞三代在儒家是什么高度的存在,那简直就是完美旧世界啊。董仲舒就是靠这个,在刘彻第一年的求贤中,横空出世。但是董仲舒是一个纯粹的、高尚的、脱离低级趣味的学者,刘彻没他爷爷刘恒那份夜半虚前席的浪漫跟,刘彻追求实用,即便是虚,也要虚得实用。
所以刘彻对董仲舒非常尊重,跟尊重汲黯一般,奉为帝王师,但也就仅此而已,董仲舒只是个高级顾问的角色。
刘彻第八年的春天,中原发生一次大灾。黄河由于严重的凌汛,在顿丘决口改道(河南清丰县)。
当年夏季,黄河再次在濮阳县决口(河南濮阳市),洪水泛滥,十六个郡受灾。汲黯和郑当时,奉刘彻令,发动十余万人,抗洪救灾。但是当年的降雨量实在太大,决口堵一次垮一次。
黄河是在南岸决口的,混蛋田蚡当时还在,他有一块地在黄河以北,他怕堵了南岸,再决口冲了北岸,淹了他的地,于是向刘彻施加压力,说黄河决口是天灾,既然堵了这么久还堵不住,看来是老天降灾,我们就不要逆天行事了,附和田蚡的大有人在。
刘彻本来就有了放弃的想法,借田蚡的台阶,放弃黄河大灾不管了,任其泛滥。这个事情刘彻做得很不地道,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
刘彻第九年,发生严重春寒,冻死青苗无数;第十年夏天,又闹虫灾,农作物减产严重。
这些接踵而至的天灾,让刘彻非常无奈,郁闷,彷徨。刘彻在这一年再次发布求贤诏,也许就和天灾有关。他对四方贤良的策问题里,除了比较空泛的,比如“以当今的形势,我们如何才能回到唐虞三代般的美好世界?”一类,还包括一个有关近年天灾的现实问题,当然刘彻没有直接问,而是旁敲侧击,“禹时期发生大水灾,商汤时期发生大旱灾,诸位怎么看?”
公孙弘的对策文,毫无特色,跟刘彻的问题一样空洞,没必要提。但是对于天灾的问题,公孙弘是这么回答的:尧时期遭遇洪水,尧指派禹治水,但是后来禹即位后,并没发生洪水;商汤时期大旱,一定是夏桀的余恶。
也就是说,公孙弘把造成天灾的原因,都推给了上一代,与当前的君主无关。
也许就是这句彼此都知道是胡说八道的话,安慰了刘彻那颗破碎的心。七十岁的老头子公孙弘,得分倒数第一的公孙弘,被刘彻定为本次诸贤良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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