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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声这几天一直住在阿娇那儿。就是瑞芳家。瑞芳弟弟去工厂培训,正好空出一张床。
瑞芳第一次看见余声时就笑着对阿娇说:“世间的事,果然负负得正。看你舅妈和舅舅多坏,生出的儿子却像个傻子一样。你提着汽油去他家闹,结果,他反过来帮你。傻!真傻!其实你就是吓唬吓唬他们。”
房子还给王娇了,余声也该回家了。临走时,王娇给了50块钱。余声没拿,钱扔到地上。板着脸说一句:“房子还给你了,以后少上我们家来,看见你烦!”然后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二八自行车走了。
瑞芳指着路灯下少年单薄背影笑道:“你看,我就说他傻吧。做了好事还不图回报。活雷锋!”
王娇揉揉酸酸的胸口,说不出里面是啥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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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回来了,户口很快落定,那时也不讲究装修。王娇和瑞芳买了一桶白油漆,简单粉刷一下就算行了。
其实王娇想把房子刷成粉色的,结果市场上就那么几种单调的颜色。失望哎……
家具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一张木头桌子,一个带镜子的大衣柜,四张折叠椅,还有一张破旧的软皮沙发。
老板说了,这沙发是以前住上海一个资本家的,外国来的,质量特好。虽然破了点,但回家修补修补,重新裁一块布头盖上去,绝对跟新的一样。
瑞芳管单位借了一辆木板三轮车。回家时,她在前面蹬车,王娇在后推。经过一个上坡,两人吃奶的劲头都用出来了,结果还是没上去。
“奶奶的!”站在街口休息,瑞芳破口大骂,夹烟的手指着阿娇鼻子,“你脑袋真是有病呀,那个破沙发要它干什么用?穷不拉几的一个人,还要什么小资情调,脑子真是坏掉了!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告诉你啊,我是没力气了。你自己蹬车回家吧。”
“回去请你吃饭。”
“呸!就是请老娘吃一筐螃蟹也不会去!”
她们俩在这边打嘴仗,从东边巷口走过来三位英姿飒爽的小军人。瑞芳连忙招呼他们,“当兵的,麻烦个事啊……”
无论哪个年代,军人都是最热情的。三个年轻人一听帮忙拉家具,二话不说掳起袖子就开始干。一个负责蹬车,两人负责推车,王娇和瑞芳打下手,不一会儿就回了家。到家后,军人们还帮忙把家具抬上二楼。王娇想请他们喝汽水,却被婉言相距。
“不用了大姐。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三个小伙子离开后,瑞芳倒在沙发上哈哈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听见没?咱们都成大姐了。以后少在我面前我伤春悲秋的装小姑娘,拿出大姐该有的架势。”
“大姐该有什么架势?”王娇问。
“这个……”瑞芳坐起来,事妈似的点起一根烟,然后陷入沉思。一根烟快抽完的时候她才所答非所问地说:“通过今天的事我算看明白了,还是得找个男人。这礼拜我叔叔介绍了一个邮电局工作的人,本来说不见。要不,还是见见吧。万一合适那。喂!你找不找?”
“不找。”
“孤独终老啊你?”
“有何不好?”
“不好的地方多了!”瑞芳瞪起眼睛,差点把烟头甩到王娇脸上,“跟你说啊,以后结了婚,有了孩子,我就不能整天和你待在一起了,到时候你就真成了孤家寡人。就跟那个做豆花的林婆婆的一样,死在屋子里三天都没人知道。好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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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1978年10月,上海还是一片暖意融融。王娇没去瑞芳的服装厂,而是按居委会介绍去了家附近的灯泡厂做了一名看锅炉的工人。三班倒,一周休息一天。看锅炉虽然挣得少,但空余时间相对多一些,正好让王娇多看看书。今年高考她没赶上,打算明年再战。复旦是首选。据说上海本地考生有照顾。
一天回到家,邮递员正好在门口,看见她,举着一封信笑道:“王阿娇同志吧。这里有你一封信,北京来的。”
虽然回了上海,但跟北京的朋友们一直没断联系。
信是张小可写的——
“阿娇,我要结婚了,咱们很多知青都来,你也一定要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