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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归乡一（第1页）

丁文书的父亲是位晚清秀才——如果落魄秀才也算秀才的话。

大清朝气数将尽的时候，丁老先生的气数也不长了，整日泡在药罐子里，出的气越来越多，进的气越来越少。一向激烈反对儿子学习“西学”的他，面对儿子离家出走赶赴革命，也只是有气无力地说了句“由他去吧”。

若他知道儿子在自己去世不久后就蹲了大牢，不知是否还有力气从棺材里蹦出来痛骂一番。

然而丁文书是不惧怕父亲的怨魂的，他连砍头都不怕，还怕什么呢？

这么说倒也不全对，他唯独怕一个人：他未来的岳父。比起未来丈人的拳头，他的骨头还是软了点，因为这位岳丈大人是开武馆的。

这门亲事是从小就定下了的，然而女方家住上海，丁文书并未与其谋面。莫名其妙与没有谋面的女子成为未婚夫妻，对接受了新文化教育的丁文书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百般抵制这场封建婚姻——于是乎离家出走还带了点逃婚的色彩。

他离家那年正是革命快要胜利的时候，算是搭上了末班车。先后去过广州北京好几个城市，虽然一次都没上战场，却也有了些新见闻，学了些新文化。民国二年，他硬着头皮去了上海，原因是他觉得进步青年没去过上海滩简直就像基督徒没去过教堂一样丢脸。

初到上海滩的时候，为了躲避娃娃亲，他没去那未来岳父家打招呼，而是自己租了个廉价的地下室住着。然而他低估了自己这未来岳丈——没过几天，他便被拎着后衣领从地下室里拖了出来，一路滑行到了岳父家中。

岳父姓柳，自幼习武，在上海安家之后，开了个武馆做营生。因为多年职业关系，训起人来不怒自威。

“你两个的婚事是早就定下了的，或早或晚，总要结婚。我虽然只是一介莽夫，还明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亏你还是读书人，这些年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这个……小婿认为，趁着年轻，应该……”丁文书妄想反驳几句。

“是啊。趁着年轻，你不好好在床上折腾一番，生几个大胖小子，等到年老力衰，有那个心你还有那个力吗？”

被岳父无端抢白，丁文书觉得好生没趣。恰巧这时，他那素未谋面的未来妻子——柳小姐出来劝架，说年轻人正是做一番事业的时候，怎能为了儿女情长耽误大好青春？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未婚妻。不管是未婚妻说的话，还是她穿的衣服，都让他大吃一惊。原来，柳小姐同他一样，也是个受过新式教育的“时代青年”。一面之缘，便彻底粉碎掉自己往昔在脑海里臆想出来的那个“传统的小脚女人”形象，反而对这未来妻子产生了不错的好感。

柳小姐是家里的独女，平日里父母宠爱惯了的。见女儿这么说，柳太公也没了辙，放弃了强行安排婚礼的打算。但是“抗婚之罪”可免，“逃婚之罪”难饶，柳太公对丁文书下了禁足令，不许他去别的地方住，必须呆在柳家。

丁文书对此没有异议，本来嘛，既然有免费的地方住，谁会心甘情愿出去花钱租房呢？从那以后，他便和柳小姐两人朝夕相对，常在一起谈天论地，说说时事见闻，发表些热血议论，并逐渐找到了共同话题。

在未婚妻的鼓励下，丁文书开始写文章，褒贬时事。不料一写之下惹了祸，被关进了大牢。

原以为人生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却再次被岳父大人拎着后衣领拖了出来。拖出来的时候，为了彰显文人志气，他还大吼道：“别救我！让我死！让我死！”岳父大人善解人意，一巴掌让他如愿昏死过去，然后扛着回了家。

醒过来之后，丁文书泪流满面，心想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上不能从文提笔安天下，下不能习武强身战岳父，实在生无可恋。好在未婚妻照顾得周全，时时宽慰他。

“父亲让你回乡反思，我也正巧想去你的家乡走走。现如今国家混乱，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难道只能呆在上海滩，才算英雄好汉？回乡住一段时间，说不定也有用武之地。”

丁文书明白，所谓反思，其实是避难，否则不会在要到年关的时候赶他走。然而继续呆在上海有什么用呢？满清已经被自己（及其他热血同胞）推翻，革命似乎已然成功，没有继续的道理；文章不敢写了，体力活又做不了，自己竟好像彻底沦为在柳府吃白饭的角色。思来想去，他终于决定回家。

次日，丁文书携带着柳小姐，告别了岳父，踏上了归乡旅途。两人在路上辗转了将近半月，终于在腊月廿一那天回到了故乡——西河口。

今年的西河口没下雪。一路上柳小姐深感庆幸，“要是下了雪，路上可不好走吧。”

丁文书想了想，“在我印象里，家乡下雪本来就少。不过冷还是照样冷。”

“今年该算得上很冷了吧？”

“确实。今年的冬天尤其冷。一般这种天气，镇上的老年人都不怎么出门，怕冻着……”

说着话，自己又想起过世没多久的父亲，心里一阵唏嘘。

丁文书的母亲早已病逝，家里也没钱雇佣人，好在隔房的亲戚时不时来照看一下，才使得老爷子临终时有人照应。

丁文书与柳小姐到了家，放好行李后，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房子是老式的宅子，并不大，虽然看上去简陋，家里也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但不至于漏风漏雨，住人算是比较合适的。

回到西河口没几天，丁文书觉得自己当初离家真是个正确的抉择。

这该是个怎样封闭落后的地方啊！当地的老百姓，除了知道大清朝倒了台，其余的一概不知。常见的对话莫过于——“听说咱们换了国号？”“是啊，换了。”“这回叫个啥？”“好像是叫‘民国’。”“‘明国’？难道是反清复明了？那当今皇上是谁？”“管他娘的，皇上换了，官老爷不换，衙门不换。咱们啊，还是过咱们的日子。”

没错，西河口的人们走不出大山，也离不开镇里的那条河。他们始终在过着自己的日子。在他们心里，不知道什么叫革命，也不知道什么是政府；衙门还叫衙门，老爷还叫老爷。即使丁文书回到这里住了好一段时间，他们还时不时去问：“剪了辫子，怕是不妥吧？”

除此之外，更让丁文书颇不适应的，是镇上的环境。

习惯了外地大城市的摩登生活，小镇的安静反而让他不安。往日在上海，早起吃了饭，总可以买到当天的报纸，阅读一下新闻时事；如今在西河口找不到报纸，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连唯一早起的理由都舍弃了。

几天下来，丁文书闷闷不乐，门也懒得出。偶尔在屋里来回走几圈，翻翻家里遗留下的旧事物，对着去世父亲的老烟斗愣愣发呆，大有要抽几口解闷的意思。

回家两天后，腊月廿三的下午，柳小姐瞧他抑郁，便劝起了他。

“乡下人有乡下人的娱乐。你从小就住在这里，怎么还不习惯了？出去走走，自己找点乐趣。要不，我陪你出门散散心？”

丁文书摇摇头，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家门。柳小姐的话固然没错，他也知道再这样闷在屋里，迟早生病，然而要找娱乐，还是自己一个人比较好。刚回来这几天，街坊四邻都在打听和他一同返乡的女子是谁，惹得谣言四起。况且西河口还是记忆中那个男尊女卑的地方，如果让乡亲们看到他带着柳小姐一起逛街，不知道会生出怎样恶毒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