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八岁了,一颗牙扔在屋顶上,他假装仰着头看,其实耳朵在听别的事。
罗家老宅这里不远处搭起来一个戏台,每天都在演绎着同样的戏码。村里略是有头有脸的,都轮番站在台上念他们的自我检讨。
最有文化素养的是韩三爷,从前他又会写又会唱又会拉二胡。后来他的二胡被切了丝儿,每天挂在脖子上游街。都说他吹拉弹唱是资本主义情趣,他游街后就站在台上检讨自己的贪图享乐的思想问题。
然后是罗小秋和邱凤花。曾经在队里,他们的工分赚最多。现在他们为自己没有自觉同工同酬而反省。他们那新修的两间砖房,现在存放着社里的工具。他们一大家子人,只挤着住在那间老旧的上房里。
余钱氏是最可怜。她为小儿子娶亲的时候稍微高调了点,说到底也就是多煮了几碗糊饭。大约是笑得太开怀,最后给人举报。她不识字,每天都得重复那几句话:“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有些同志还没饭吃,我却给我的儿子那样铺张浪费。”
自然,社里也得帮扶贫困的。
癞子和春仙家,就是主要的帮扶对象。贫困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家庭成员验证着她们的美德:她们不贪图享乐,不在意工分,也并不浪费粮食,一心为了建设公社而低调奋斗,她们是村里人学习的榜样。
春仙的故事尤为动人,那红小将说:“春仙婶子自从嫁过来,就展现出农民朴实的精神风貌。她并不嫌弃这一家子穷困,一个人操持着一个家。这样的奉献精神,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癞子媳妇的稍差些:“她不嫌弃残疾人,不放弃残疾人,认为人只要抱着高尚的信念去劳动,就是光荣的。”
两个曾经不被村里人重视的女人,终于在这场洪流中抬起头。癞子媳妇和春仙原本还羞于回应,可后来,讲的次数多了,居然也就讲顺口。
为了说着更加感人,春仙夜里对着镜子把语气语速都调整好几遍。她是个绝好的苦难演说家。好几次,她把台下的老太太说哭了。
好光景过了没两年,忽然城里来了信儿,原来三丰在矿上说了不合时宜的话,已经划作右派处理。现在组织上在查他的事,有坐牢的风险!
春仙的演讲马上就变成了检讨。
现在她是右派的妻子,也算作右派。连同长河,都得戴着右派的牌子每天去游街示众。可怜春仙连右派是什么都不知道,也必须为这个身份而开展自我检讨:
“我对不住大家,我对不住大家,我没看好家。”
春仙成了右派之后,每天都得去戏台点到。她从嫁进来,就没有了自己的名字,大家都喊她二婶子或者嫂子或者妹子。可现在,她连那些称呼都占不到,她有了新的名字:
“那个右派。”
长河也有了新名字:
“右派崽子。”
母子两个在公社就被分配了拾牛粪的活儿。
每天清早去点到,接受完批评,念完检讨,春仙带着儿子去外面拾牛粪。她长久地沉默寡言,干活不似从前积极,见人也不似从前活泛。一腔子自卑和茫然藏在她的眼神里,逐渐蔓延到她的腰,她的背,最后终于将她压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