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学道没给廖蓼蛋挞,而是带她去了街边一家饭店。
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廖蓼把自己的钱包丢给边学道,告诉他:“我没钱,得你请。”
边学道没客气,打开钱包看,结果里面只有一张50的,三张1元的。
边学道说:“简单吃点,够了。”
廖蓼说:“那是我两周的生活费。”
边学道作势要起身,说:“那咱走吧。”
廖蓼坐在那不动,说:“你给我一盒蛋挞我就走。”
边学道说:“不是给你买的。”
廖蓼不理边学道,抬头招呼:“服务员,菜单!”
这家饭店的规矩是先交钱,后上菜。
服务员看着两人,边学道看着廖蓼,廖蓼看着窗外。
没办法,还是边学道交的钱。
看廖蓼吃得差不多了,边学道问她:“廖小姐,你是富婆,半个学校都知道,能不能尊重一下请你吃饭人的智商?”
听边学道这么说,廖蓼一口喝光杯里的果汁,说:“我爸的企业出事停产了,可能要倒闭,我的好日子没了。”
话题很悲伤,但廖蓼的脸上看不到多少难过的情绪,所以边学道根本不信。
于是边学道再问,廖蓼还是这番说辞。
边学道问:“你家里办什么企业?”
廖蓼说:“大豆压榨企业。”
大豆?
压榨?
现在是2004年……
边学道有点相信廖蓼的话了。
因为他想起有名的“2004年大豆危机。”
松江市所在的北江省是中国大豆主产区。2010年左右,本地媒体几次深度解读“大豆危机”和“粮食战争”,松江日报也曾投入人力和版面研讨这一话题。
作为报社审读,边学道一字不落看过所有报道。
2003年8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作出重大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20多年来的低点。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连续上涨,涨幅近一倍,大豆价格从2003年8月时的最低点约540美分,一路上涨到2004年4月初的约1060美分。
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
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支配下,纷纷加大采购力度。2004年初,中国企业在美国“抢购”了800多万吨大豆,折合平均价格在人民币4300元吨的高位。
但随后,2004年4月,美国农业部又调高产量数据,国际基金紧跟反手做空,大豆价格突然直线下降,跌幅近50%。
于是,巨大的价格落差一下子将众多中国压榨企业逼向绝境,中国油厂每1吨进口大豆亏损达500至600元。
美国人利用期货狠狠玩了中国企业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