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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第1页）

说我给宝明打电话。母亲说宝明这个时间休息了，不要打扰他。后来父亲要求我送他去师院看望叔叔，我又骗他说叔叔已经接回上岭疗养了，那里信号不好，也打不了电话。叔叔去世后，叔叔的子女常来看望我父亲，父亲开口必问叔叔的情况，得到的答案跟我说的一样。父亲似乎相信了他的弟弟仍然健在，沉寂下来。

在叔叔去世半年后，父亲的身体忽然衰弱得十分厉害。他像一台不停使用了八十多年的机器，已经无法正常地生活。开始还能用拐杖走一走，很快拐杖也不起作用了，只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然后是部分失忆和意识模糊，常常把看望他的这人误认为那人。但是父亲对上岭的记忆却非常清楚，一提起上岭的人，许多人四十年六十年都没再见过面，他却还记得，并说出他们的往事。

父亲卧床不起后的2017年夏天，我开始写作这部小说。对生命的无常和时间的流逝，让我有了紧迫感。最主要的是，我的构思成熟了，就像井里已经蓄满了水或油，我要让它流出来或喷出来。

在我写作的过程中，父亲的病情日益严重，频频住院。病情稍微稳定，再把他接出来，居家照顾。

在父亲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光，姐姐时常从防城港过来，悉心照顾他。我在美国的哥哥、嫂子和侄子也轮流回来看望他。我们兄姐弟自小因为分散读书、工作，聚少离多，因为照顾和看望父亲，这居然是我们共同在一起时间最长、较亲密的日子。有哥姐的照顾和关怀，使我的写作得以断断续续地进行。

接着我该讲上岭村的第三个男人了。实际上我已经在讲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樊宝宗。

关于我的父亲，这个给我生命和这个人世间最爱我我也最爱的男人，在1996年，我曾经写过一篇以他的姓名命题的文章，复制如下：

樊宝宗

现在，我请求尊敬的编辑，不要删改文章的题目，因为这是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我的父亲今年七十岁，他桃李芬芳，但他的名字却从来没上过报纸。他不像他的儿子，年纪不及父亲的一半，就有了许多的虚荣。这些年来，我写过许多的人物，但父亲的名字却从未出现在我的任何文章里。如今回头一想，我真是很傻。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的教师，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而他的名声却远远小过他的学生、他的儿子，更小过他的奉献和价值。对比我写过的诸多人物，我其实早应该或最应该以父亲为题写一篇文章，为父亲扬名，尽管我的父亲早已越过功名利禄的欲望和年龄。

父亲的一生厚重、高尚，如他教过的书，又普通渺小如一支粉笔，或如他儿子的名字。

就像我是父亲的亲生骨肉一样，我的名字是父亲所赐。我先后有过两个名字。樊益平——这是我父亲为我起的第一个名字，它像一份零乱芜杂的自留地，为我耕用，直到我中学毕业。

1980年的那场高考，是父亲为我填报的志愿。在填写志愿之前，他首先修改我的名字。凡一平——父亲在为儿子修改名字的时候，是多有勇气啊！他居然敢于把祖宗的「樊」姓给革了。而在这之前，他已把我哥哥的名字改为凡平。从「樊」到「凡」，父亲用心深长，而寓意、愿望又显而易见。而河池师范专科学校，我父亲的选择，成为我至今感念不忘的母校。那年，我十六岁，我还理解不了父亲，然而我的血液决定我无法像很多人一样鄙视教师的职业。我进了这所学校，是这所学校焕发了我的真情。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感受着教师的荣辱在我心灵的回旋喷薄。

我正式用父亲亲手为我修改的新名开始发表作品。我记得当我把在《诗刊》发表的处女作《一个小学教师之死》寄给父亲时，我附信中说：爸爸，我正在理解你为什么叫我作凡一平。

从此「凡一平」一直被我使用着，它像一盏普通的灯放出的光，为我照明。这些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人煽动我，把名字给改了，改换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没准能在文坛出大名，我说，我不改，因为我的名字是我父亲给我的。

此刻，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父亲就在我的身边。但是他看不见我写的东西，因为他弱视严重得几近失明——父亲弱视到无法批改学生的作业才离开山村小学的。他告别煤油灯和手电筒，被我接来南宁居住。然而不论城市的灯火如何灿烂，都不会使父亲的眼睛感到刺激或受到影响。他看不清书和电视。时常有亲友来访，他屡屡将我误看成他人，与我握手。现在，就算我把他的名字写得再大，他也看不见。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敢将父亲的名字登报。

1996年

以后的2009年，我又写了一首关于父亲的诗，准确地说，是关于我家族的一组诗，整组诗是这样写的：

家族（组诗）

我家族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首诗

如果不是诗

就是我的春天

——题记

樊光耀

我没见过哪个男人能像我的祖父

没有女人也可以活得下去

他是红水河上的船夫美男子

不信你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