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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章（第1页）

更奇怪的是，这名新人似乎对戴小雷很有好感，主动过问他的案情。

戴小雷深受感动，边哭边说自己的遭遇。

新人教他采取迂回战术，先避免皮肉之苦，再伺机行动。那人拿出不应该出现在监舍的纸笔，在上面写写画画，标明了房间的位置和具体路线，「我觉得你说死者是被你掐死的最好，如果是被砍死的话，法院会判得重一点。」

戴小雷知道坦白的程序是这样的，得事无巨细地供述自己的罪行，「但我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

「不管有没有杀人，拿来保命用的，万一扛不住了，就是你最后的锦囊，主动出击总比任人宰割要好。」新人把纸塞进了戴小雷手里。

第二天，戴小雷继续被提审，民警第一句话就是，「你想清楚了没有？」

「要不你们再仔细查查？我真的连死者的面的都没有见过，现在真凶肯定躲在被窝里偷着乐，你们去把他抓到好不好？」戴小雷哭泣的样子很有特色，嘴巴微张，双唇向前撅，看起来有些怪异。

民警推测戴小雷的杀人经过：「你8月26号下午去死者家里行窃，见到死者照片，心存歹念。回到家里，你心有不甘，晚上又潜回死者家中，性侵后还掐死了她。」

这和「新人」的说法一致，曾经有那么一刻，戴小雷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选择性失忆，真的做了那件事。

戴小雷被羁押后的第十天，我去看守所要求会见。

看守所以「犯罪嫌疑人正在被办案机关提审，无法安排会见」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

我让他们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什么时候能结束提审。他们说，「事关案件机密，不清楚，也不便泄露。」整个下午，我就坐在看守所凳子上玩俄罗斯方块。

期间我搬出法条和他们理论，《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第4条明确说了，「因侦查人员正在讯问、没有会见场所等特殊情形无法及时安排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向律师说明情况并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

之后我到检察院和司法局进行投诉，得到回复都是「我们会着手调查，你先回去等消息。」我发现投诉的真正意义在于——换个地方玩俄罗斯方块。

戴小雷的母亲一天打好几个电话，问我戴小雷的状况，每次都哭着说他从小没了父亲很可怜，也不知道在里面有没有受苦，让我一定帮忙照看。

我不敢说自己没有见到人，面对她在话筒里的追问，我闭着眼睛，说事情得一步一步来，随即找借口把电话挂了。

思来想去，我觉得自己总要做点事情做，去辖区派出所碰碰运气也好，看能不能找到有利的线索。

派出所的民警倒是干脆。我拿出证件和材料，说要查看一下戴小雷有没有犯罪前科，他们马上就给查了。

我在资料里看到戴小雷有过三次行政拘留，其中两次都是因为盗窃不构成犯罪。

这两次分别为偷窃班主任的口红，以及一根不到三米长的钢筋。除此之外，有一个重要信息，每次作案，他的同伙都是一个叫秦曦的人。

我让朋友查了下秦曦的情况，对方说此人前段时间因为盗窃被拘留了三天，随即被释放。我核对了下时间，正好是戴小雷被抓的那几天。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见到戴小雷，以便找到秦曦，了解更多情况。

我再次硬着头皮来到看守所申请会见。民警接过材料，说落款的「律」字只印了一边，不行。

我心里打起退堂鼓，给主任打去电话，说自己进退两难。主任说他在小地方没有什么人脉，要是我实在办不来，就早点回去。

整整一周多，我待在房间看无脑爱情剧，没几分钟就想砸烂电脑和椅子。能说得上话的人，就是搞卫生的阿姨，她每天来问我一次，「今天退房吗？」

到了第十天，我终于忍不住说了句，「退！」

我马上订了回去的火车票，但付款时纠结好久，觉得这样太丢人，于是咬牙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个星期，如果还是不行，就给戴小雷请北京的律师。

9月19号，我给自己定的一周期限到了，正在床上翻来覆去，想怎么和戴小雷母亲开口。

这时，家里对我最为关照的长辈打来电话，问我中秋节要不要回家，给我留了糯米团子。

我憋不住，哭了起来。

长辈问了情况，愿意帮我介绍人脉。十分钟后，我收到了短信，里面有两个号码，第一个是检察院原检察长；第二个号码我手机里有，是我父亲的哥们陈伯伯，只是没想到调来这里做了县领导。

我先拜访了检察长，说话间他就给检察院以及看守所两边都打了电话。

再次去到看守所，接待我的是两个副所长，刑侦大队副队长也在。

铁门开了，我快步走向戴小雷。

他的头有点大，走近点看，原来是脸肿了。

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旁边的民警连忙抢话，说没有生病。戴小雷看了看民警，又看了看我，结结巴巴重复：「没有，没有生病。」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