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图洛夫一说完,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又变得安静起来。
他们不是不想说出问题,也不是不敢说出工作上存在的困难,而是不知道该说出什么问题,什么困难。
曼图洛夫是一个比较苛刻的人,这一点在座很多新西伯利亚的干部都知道,所以他们不敢对曼图洛夫说出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就算说了,也都是一些责任不在自己身上的问题。
万一问题太严重了,曼图洛夫就要这些干部负上责任,如果困难太大了,最后解决不了了,这些干部又得看看曼图洛夫的脸色了。
“同志们,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吗?工作上没有任何困难?”曼图洛夫说话的语气比较中性,脸上也没有表情,在座的人们根本无法从语气和表情上判断出他的心思。他究竟是知道了一些情况,想要趁这个机会把大家批判一番呢?还是真不了解情况,真的只想了解一些问题?
“书记同志……不!人民委员同志,上次去军工综合体视察的时候,我发现一些同志的工作积极性存在问题。”僵局被现任新西伯利亚党委第一书记契尔年科给打破了,他非常了解曼图洛夫的工作风格,也能够理解他现在的心情。
曼图洛夫从莫斯科远道而来,总不能跟他说“啥问题也没有”来敷衍他吧。人家是代表中央专程过来找问题,帮忙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听人们汇报政绩的。
既然是来找问题的,是来解决问题的,那总得有些问题要让他找到吧,要让他解决吧。
于是,契尔年科就提出了一个全苏联所有机构(包括党政机构和工厂、集体农场)都会存在的问题——怠工。
在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几乎不存在干部贪污腐败的事情。但懒政、怠工的问题却几乎在各个部门,各个工厂里存在。
这些问题之所以普遍存在,就是因为这些问题难以解决。无论是苏联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提出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
结果怠工和懒政的现象不但没有被压制,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存在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一些领导也懒得去管了,任由问题继续存在,因为实在是没法管啊。
一提到这个棘手的问题,曼图洛夫就开始皱起了眉头。他以前当州委书记的时候,也在这个问题上下过不少工夫。
为了解决怠工的问题,曼图洛夫要求新西伯利亚州各个工厂的领导加强监督,让他们增设一个勤工奖,用来奖励工作表现好、生产积极性高的工人,鼓励这些工人保持这样的表现,同时也能鼓励其他工人力争上游,争取得到这笔奖金。
除此之外,曼图洛夫还特意让当地的报章和电台报导有关高产能工人的新闻,大搞斯达汉诺夫运动。(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斯达汉诺夫是一名煤矿工人。曾经在5小时45分钟的时间内,开采了102吨的煤。
在1935年8月31日,苏联的媒体对斯达汉诺夫的这一成就进行了报导,从此展开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了一场工人产能竞赛。)
就在政策推行之后,新西伯利亚州出现了一些像斯达汉诺夫这样的“超级工人”,各个生产效能得到了不少的提升。
但是,那些习惯了怠工的工人实在是太有“自知之明”了!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水平在哪儿,觉得自己能力不足,根本就没可能达到斯达汉诺夫那些人的水平,无心争夺勤工奖和斯达汉诺夫那样的荣誉,继续维持原状,继续怠工。
也许你会问:“惩罚怠工的人不就行了吗?”
惩罚工人这一点曼图洛夫何曾没有想过?苏联其他的官员何曾没有这样想过?这个时候的苏联人可是惩罚高手,但要是惩罚有用的话,为什么苏联还存在怠工问题呢?
这主要还是因为惩罚的标准难以量化,一些领导为了避免工厂的人才流失,避免损害领导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惩罚怠工工人的问题上,采用了比较宽松的标准。他们能不重罚就不重罚,能不惩罚就不惩罚。
因为惩罚了,会影响职工和领导之间的关系,还会导致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失。如果惩罚过多了,太重了,走的人会越来越多,愿意在这工厂里工作的人也会随之减少,这对工厂而言,是一个颇大的损失。
幸好,卫国战争的爆发,为曼图洛夫提供了解决怠工的灵感。
“同志们,现在是紧张的时刻。”曼图洛夫站起身来,像乐团指挥家那样挥动着双手,说:“在这紧张的战争时期,红军的士兵们在前线战斗,我们的工人们同样也在后方参与战斗!
为什么这么说呢?军工厂生产的每一辆坦克,每一门大炮,每一支枪,都能杀死一定数量的敌人。
军工厂生产的装备越多,能杀死的敌人就越多。工厂生产的装备越少,能杀死的敌人就越少。
我们必须要搞好宣传工作,利用好媒体和宣传资源,让工厂的同志们意识到这一点,让他们知道自己也是在参与作战。谁生产积极,谁就是抵抗法西斯入侵的英雄!谁生产不积极,谁就是法西斯分子的帮凶!
这个概念,可以通过我们的媒体资源和宣传资源向他们传达,要不断地宣传爱国主义,不断地灌输我刚才所说的,军备生产与卫国战争之间的关系,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有保家卫国的责任,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对卫国战争所作出的贡献!
只要我们能够将生产积极的工人塑造成英雄,将怠工的人塑造成法西斯的同谋,那理论上就能够激励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了。”
在座年纪最大的地方领导干部(其实也才31岁)——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拿着笔,一边听曼图洛夫的讲话,一遍用钢笔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重点。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又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曼图洛夫同志,您说得很有道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