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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40年代末自贡重庆和南京(第1页)

第六十三章

40年代末自贡、重庆和南京

1948年的年初二,白莎走了,这年却也像是过完了。等初五开了市,我带珊儿去照了相,按照白莎留下的地址寄去万县。

事做完了,心里陡然觉着原本手里面牵着的线一根根断去,空落落的不知如何排解。春暖花开之际,我给北平的若颖拍了电报,想邀她和抗儿回四川看看,抗儿还能带着珊儿这个小妹妹一道耍。

若颖回了信来,还附上了她和抗儿的近照,看着心里既暖还愁。她信上说,内战日激,山东、河南都在打仗,火车不安全,飞机票又太贵,也就只能待时局稳定后再看了。

我原本一心准备着在乡下静观时局,可谁知到了八月间,家里忽然来了位客人。德诚引着这人来书斋,说吴先生是白莎的朋友,有白莎委托带给我的东西。听见白莎的消息自然是好事,可这安排却也蹊跷,我便让德诚在外面给客人准备些饭菜,独自听他讲明来意。

那人二十几岁,身材高瘦,看着精干但不失斯文。他别的没有多说,只是拿出个包裹,说是白莎给我的,看了便明白。

包裹不大,从外面看倒像是本书。拆开来,先看见一张便笺,上面几个中国字,确是白莎的字迹:“舅舅,这本书我已看完,先还给你。”。那书的封面似曾相识,却果然是我旧日读过的雨果的《笑面人》。

那书是我当年寄给白莎的最后一本,原本想让她用盲文写上《红星照耀中国》最后的章节。当时正值淞沪会战的最后关头,书寄了出去,白莎没再寄回来,却不知她还收着,而过了十年竟又回到了我手中。

凭着记忆,翻到我上次的留言。果然,那几行盲文仍在,而对页上又打上了新的英文点字。那几行字是英文写的,大意是她如此书写是为让我确信是她的亲笔。小竺在下面业已安顿,盼女心切,请这位朋友来接珊儿,先去庆哥夔州老家,然后再母女团聚。

这事想想也确实有些蹊跷。这书是我当年的旧藏绝是不假,上面十几年前我留下的盲文仍是历历在目,便笺上的中文字迹是白莎的也该无误,无论如何也不该有什么差池。可这样,却也不得不让人去担心白莎为何如此小心,设了这么几重机关?

心里如此反复几次,却也只是一瞬。毕竟是白莎所请,也就没什么可说的,只是想着珊儿和我们住了一年,心里真是舍不得。孩子这么小,跟着个陌生人一路远行怎不让人担心?想到这儿,心里浮出了个念头,便向着年轻人问道:“要不我和你们一起走一程?珊儿这么小,怕和你认生,不好带的。”

原本以为那年轻人或许会有些犹豫,可谁知听了我的话,却是满脸感激的笑容,说道:“白姐其实和我说,您一定会要跟着的。我怕这样太麻烦您,开始就没敢提。”

我这边安排他先住上一晚,也和珊儿一起玩玩儿,免得后来认生。而那边,我却是费尽口舌和幺妹去说这事。想来她也真是可怜。这阵子把心全放在珊儿身上,如今说走便走,也没个只言片语,更谈不上她心里原想的相认干亲,确也伤了她的心。

我看她也心痛,便想着晚个几天启程。来接卢珊的年轻人倒是没说什么,反而是德诚劝我不如早走。待得越久,分别的时候反而更难受。

德诚的话说得也是在理,我也就对着幺妹的埋怨和眼泪视而不见,第二天便启程了。那年轻人看着也未必有家室孩子,可和卢珊却是玩得来,路上逗得她咯咯地笑。在重庆家里歇了一天,便换上船顺江而下去到万县。

到了万县,年轻人劝我和德诚回去,说是再往下去,路也不好走了,怕我吃不消,再者就是怕时间久了,又会舍不得和卢珊分开了。

这一行虽说不上是送君千里,可却也是希望能再走得长些,而如今才只三天,却真的觉着太短了。但是想想年轻人说的也不错,而卢珊毕竟是庆哥和小竺的女儿,不是外人,将来总是能见着,也就由他们去了。

我和德诚讲,白莎也该是在万县,只是没有确切的地址。德诚说着出去查访,我却也没有答应。白莎做的工作必是隐蔽的,而我心中想着的是或许我们会在街边偶遇。哪怕只是远远看到她一下,知道她安好也就够了。

此后一个礼拜,在万县却也没见着白莎的踪影,可临着要走了,却是听着满城传言当局在城里抓了好几个共产党的大人物。德诚把这消息告诉我,说起街上人都说是在码头看见的。抓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有好几个女的。刚一听这话,我心里便有着不祥的预感,可却也不敢多说,只是闷在心里,整日忐忑。

在焦心中回到重庆,不安之感愈发重了。德诚原以为我只是不耐暑热,便安排着即日返回自贡。可我因为心里惦念着白莎,想着重庆至少消息灵通,若是能够凑巧碰上她的朋友熟人,更能从旁打听,所以迟迟不愿动身。

过了一个礼拜,我看着报上也没有提及在万县捕获共产党一事,便心存侥幸,想着或许是乡下人以讹传讹也未可知。谁知到了八月最后一周,几张大报同一天都登出了特大新闻,重庆和下川东几十名地下党遭捕,而白莎和小竺的名字赫然纸上。

我这人原本避世畏险,可经历了那两年的变故,听了白莎被捕的消息,却反而少了往日的惊慄,而多了几分勇武。我想起前一年那生活书店邱经理的太太小何,生着肺病还四出营救丈夫,便也学着那样多方联系,广寻门路。

我本想白莎自己是美国人,又曾在蒋夫人身边,终归与旁人不同,谁知一个月跑下来,好脸的是官样文章,软硬搪塞,而恶语的竟是反打一耙,扬言这是最高当局定下的死案,若我不放手,我这个不入流的小盐商被当通共抓了,哪怕是直接毙了也是股掌之间。

如此忙着搭救白莎,却也少顾及外面的局势,往往是隔几天看次报纸,才知道又几个城市易手。先是九月底的济南,然后是锦州、长春、郑州、沈阳。关外,听说是几十万国军没了,而华北却也只剩下北平一座孤城。

双十节那天,我给若颖发了电报,庆贺抗儿四岁生日。电报虽说是发出去了,可电报局的人却说目下是发出去的多,收回来的少。虽然电路尚通,可北平人心惶惶,多也顾不上回电报了。

遭此乱世,却真是让人左右为难。这一边想着白莎在狱中煎熬,每多一日便多一分折磨和痛苦,便盼着共军快快得胜,将她解救初来,永脱险境。可那一边,想想若颖母子,身陷孤城,却真怕城破之时,会是玉石俱焚。

两相牵挂之中,眼看到了四八年十二月初。若颖那边没了音信。此时北平已是兵临城下,平汉线早已不通,除了以金条计的机票,便再没得出城的办法。

重庆这边,能想到的关系都在疏通,可营救白莎还是一筹莫展。四川当地的朋友一听是关在了歌乐山,便都是摇头,劝我断了这念头。那里说情没得用,有几个被抓进去的还是川军将领的亲戚,也是保不出来。唯可用的有两条路,要么中央大员的手谕,要么美国人出面也或许有些作为。

说道中央大员,我便想到了俞先生。此时他仍任交通部长,虽说与此事关系不大,但毕竟也是中央大员了。想来白莎小时候也叫过他叔叔,总算是故人,或许能帮上忙。

我给俞先生拍去电报,未敢提及详情,只是说有件家事急需烦劳老友相援。俞先生倒是爽快,即日便复电,邀我赴宁详谈。他恐我生活也已拮据,便说日下航班不稳,会为我代为安排机票。

到得机场,才发现果真如报上所讲,眼下已是一票难求,特别是去往宁、沪或是广州香港的票,金圆券的标价已是过亿,动辄要用金条来换。看来若非俞先生帮忙,还未准几日才能到得南京。

中航公司的这驾客机中有通道,两厢各设了十个座位,却挤上了二十五人。客人落座不久,过道上又摆上了几只皮箱。此时能搞到机票的,总是有办法之人,但各人脸上皆是愁容不展,裹在冬日的棉袍、皮袄中各想心事。

降落南京时天色已渐黄昏,俞先生派了人到明故宫机场接我。此时离阳历年关还有半月,街面上甚是冷清,不时还有呼啸的兵车驶过。

此情此景看似比重庆更有一派肃杀之景。也难怪,南京与苏北几百里的路,加上一道大江,这就是国府最后的屏障了。若是徐州再败了,不出几日便会重演那“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旧戏了。

俞公馆在城北,一座三层的洋楼,倒也巍峨。墙面是土红素面,间以红砖装饰,若是阳光下应是朝气勃勃的气象。那晚恰逢阴历十六,天空明净,月色正浓,透过梧桐树的枯枝,让满院落叶披霜,撒下几分颓暮。我心里想着报上频频出现的后主亡国之词,也不禁唏嘘,这不正应了那“空照秦淮”一句嘛。

我与俞先生蜀中一别,也有五年未见了。他依旧是一头短发,饱满的国字脸上倒也未见甚多岁月的侵蚀。我与他相识在少年,时间虽久,但也尽是君子之交,更少谈国事。此番见面,我心中是恨不得立马能有结果,可进了门脑子却是空了,一时不知该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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