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是扑虐母星和阿的平,浙大离开杭州时所带的这两种药物早已用完,离宜山最近的柳州和桂林却买不到医治疟疾的药物。疾病在蔓延,但药物匮乏,这让师生们惶恐不安。为了解决疟疾的传播,竺可桢对宜山当地的蚊子进行研究,以便确定师生所患的是哪种类型的疟疾,同时派人到梧州和已经沦陷的广州购药。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学校以及学生们自己通过各种渠道,总算是搞到了一点药,但是也解决不了那么多患者,主要还是靠自身的抗体,和能够提供的一些,尽量好的这个休养的条件,来渡过这个难关。
随着冬季的到来,传播疟疾的蚊子逐渐减少,到1939年1月底,一度造成全校恐慌的疟疾开始得到控制。就在师生们为疟疾得到控制而高兴的时候,又一场灾难已经悄然而至。
日军占领武汉三镇和广州后,开始对桂林、南宁、贵阳等重要城市进行经常性轰炸。小小的宜山城上空,经常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日本轰炸机。一旦发现日机,宜山城里便会摇响警报。
专门有一个人,手拿手摇的报警器,一摇了后会嗡嗡响的,这个警报声传的地方不远,你一个地方听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听不到,你整个宜山城包括外面听不到,听不到。所以就挂灯笼在这个山上。
挂一个灯笼是预备警报,挂两个灯笼紧急警报,就这样子就告诉你们快点逃。
为避免给日军提供轰炸目标,宜山当地政府还做了特殊的规定。
一个规定是不能戴眼镜子,眼镜子是反光的。一个不许带电筒,还有呢,不许穿白衣服,或者接近白的淡的衣服。
1939年2月5日,农历立春,宜山天气晴朗。南国的立春此时早已显露出丝丝春意,国立浙江大学的学生们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星期天,许多同学组织郊游野餐会,宜山的农民不断地看到浙大学生来到城外的小龙江边,或者附近的山丘上,野餐、合唱。上午,竺可桢和教务长胡刚复带着几个师生,前往宜山城南10公里的太平乡看望从广东逃难来的二百多名儿童。临近中午时分,宜山的防空警报摇响了。
那一天正好是中午的时候,学生们正在食堂里面,就是原来的标营,食堂在标营,正在吃饭,吃饭时忽然听见警报了,大家把筷子啪一下放在桌子上就往外跑。
因为2月4号听到广播是贵阳炸了嘛,所以那一天2月5号的话,大家都有警惕性的。
学生们跑得快就跑到小龙江岸上躲起来了。那个炸弹下来,有嘘尖叫声的,所以那个时候呢,马上要卧倒啊,还来得及的,卧倒以后炸弹炸起来啊,炸不到你的身上。
这个炸弹落在学生们的旁边,炸弹炸在泥地上面,泥土像树这样一把起来,资源和许多泥土盖在我身上,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受伤。
龙江边有许多天然的岩洞,这些岩洞成为浙大师生躲避轰炸的天然防空洞。
据回忆,我跟那个同学我说,我们躲在那个洞里面去吧,跑到里头去呢,那个洞并不大。我们进去了以后呢,看到里面有一条蛇,差不多比我们一个人两个手臂伸出来还要长一点,它在那里看着我们。那么我们两个人也看着它,它大概看我们有两个人,它也不敢来惹我们,我们也怕它,也不敢去惹它。然后等到轰完了以后呢,我们出来,我们也走了,相安无事,它还在里头。
据回忆,到时候跑得太快了,这个洞都找不到了,所以就沿着这个路上走,走到我不是讲有一个坟地吗,那坟地上面碑石,那东边照过来有个影子,我们就两个人穿着旗袍,两个人就躲在那个影子里面。那么炸弹,它来炸了三批,那一批走了以后,我们又爬起来跑,跑到听见飞机,看到来了,我们又躲起来了。
轰炸结束后,经过土木系学生的测量,日军在标营学生宿舍共投弹118枚,二至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全部被炸毁。
而且据有些回忆讲,那一天的轰炸很怪,来了以后,在宜山城区没有丢炸弹,直接就狂轰乱卸地,直接就奔着浙大来的啦。就是说有内奸,恐怕报告了浙江大学就在这个位置,日本人专门是冲着浙江大学来投炸弹的。
在这次轰炸中,宜山市民死伤50多人,国立浙江大学共计损失3万多元,但师生无一伤亡。
王人龙后来说笑话嘛,说这个日本的航空员都是斗鸡眼,都是斜眼,眼睛斜的,斜视的,对不准。其实,对准没法对准,不可能一个人扔一个炸弹,它是炸弹一大批下来。
这里面有一个插曲,他们原来班上有一个,工学院的同学叫孙华,无锡人,他是神精病了,不知道怎么样得来的,那时候没有办法管理他的,把他隔离在农场里边哪一个房间里,关在里边。经过这次大轰炸以后,他忽然跑出来了,说好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样子,没有死一个人,反而还得了一个人,病好了。
尽管在这次日军的轰炸中,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无一伤亡,但是轰炸留下的困难却无法躲避,许多男生的衣服和被褥在轰炸中被大火焚毁。这些被毁校舍的照片都是竺可桢亲自拍摄的,整个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时的大部分照片,都出自竺可桢的相机。当天晚上,宜山城里城外到处弥散着硝烟的味道,如何睡觉成了男生们的最大问题。
据回忆,那么因为被子、褥子都没有了,晚上睡觉就没有盖的了,马上学校里就发动互救,特别是教师还有一些学生,自己有多余的被子拿出来给他们睡,有地方腾出来可以让他们住。所以没有引起慌乱,也没有引起教学次序的不能维持。
广西宜山遭到轰炸的两周后,湖北宜昌市区遭到更大规模的轰炸,死伤千人。农历元宵节后,中国从南到北的许多地方遭到日军大规模的空袭。元宵节当天,河南郑州遭日军轰炸,死者遍布街头。一个月后,江西南昌沦陷。
据回忆,因为当时警报很多,警报很多并不一定每次都轰炸,实际轰炸的次数比较少,但是你又不能够不躲起来,那么都是疏散到郊外,疏散到郊外,你一等就一两个钟头,这个时间浪费掉很可惜,那么有的老师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躲警报的时间,来给学生讲课。
据回忆,所以浙大数学系当时苏步青先生他们就提出来,干脆咱们就在防空洞里面,山洞里面上课吧,那么章用先生,就是章士钊先生的公子,当时也是浙大请来的年轻教授,他上课的时候黑板没地方放,他就让学生说,挂个绳子把黑板挂在我脖子里,咱们照样上课,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浙大坚持了正常的教学。
这一年,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国立浙江大学正式定校训为“求是”二字,并请马一浮围绕求是校训,创作国立浙江大学校歌,以激励困境中的师生。
据回忆,浙江大学以前就叫求是书院,求是书院,那么求是呢,就是求一个事情都要求一个是,就是求真理。
据回忆,1939年正是浙大西迁到广西的宜山,是浙大整个西迁过程当中最艰苦,人心最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有疾病、瘟疫的侵扰,有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当时生活艰苦、医药断绝,教师和学生都人心惶惶。有的教师不辞而别,有19个学生是从泰和迁到广西宜山的时候,受全校学生老师的重托,押运图书仪器设备,结果他们在途中出现了集体逃跑的,这么不光彩的事情。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竺校长对浙大做出最伟大的贡献,也是西迁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确立了一个求实校训,它就是我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浙大的精神支柱,精神支点。
在办学最艰难的时期,国立浙江大学适应东南各省高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决定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下设文、理、农、工四个学院的龙泉分校先后招生七届。分校从1939年开办,延续到1945年。
日军轰炸宜山国立浙江大学的消息很快传到广西省会桂林,正在桂林师范学校教书的浙江籍画家丰子恺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同时丰子恺做出一个决定,接受国学大师马一浮和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去流亡中的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临行前,丰子恺在桂林的朋友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欢送会上,丰子恺对大家说:“浙江大学是我故乡的学校,它对我有着你们不能想象的诱惑力。”
1939年4月8日,广西宜山,城外的桔子花已经全部盛开,农民正忙着收获油菜籽。正午刚过,城里响起了这一天的第二次防空警报。宜山城的东门外,早已不见了贩卖蔬菜水果的小贩和收菜籽的农民,一辆载着十几个人和大堆行李的卡车被守城的警察挡在城门外,车上立着一位胡须长及胸口的男子,这个人是正准备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的画家丰子恺。
两个月前,搬迁到广西宜山后的国立浙江大学,遭受了一次最惨烈的轰炸。此后,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宜山城里所有的人都会格外紧张,迅速躲入藏身之所,刚到宜山的丰子恺一家,不了解情况,一时间手足无措。由于被拒绝入城,丰子恺只得让卡车司机调转车头,原路后撤了数公里,在路边的一颗大树旁停下来。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这一天也坐在这辆卡车上。
据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回忆: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我们还没进城呢,说是警报,然后肚子很饿大家,因为盼望到了宜山以后就可以吃上饭了,后来就怎么办呢?就逃了,逃到远远的地方。幸亏有一点粽子,4月5号动身,所以呢有粽子吃,那时候粽子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裹嘛,我们大概也是防到有什么意外,所以带了一点粽子。
这一天的经历,丰子恺在7年后的散文《宜山遇炸记》中不无调侃地写道:老幼十人,连司机及几位搭客,都吃着粽子,坐着闲谈。日丽风和,天气晴朗。倘能忘记了在宜山“逃警报”,而当作在西湖上的野餐来看,我们这下午真是幸福!
到达宜山的首日,丰子恺一家遭遇两次警报,直到天擦黑时才得以进入宜山城。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出生在江南小镇,浙江崇德县石门湾。16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老师便是后来被称为弘一大师的李叔同。日军占领上海后,丰子恺一家不得不离开石门湾,一路向西流亡。1938年6月24日,丰子恺到达桂林,受聘于桂林师范学校。其间,他在老家崇德的房子,缘缘堂,被日军炮火摧毁。1939年3月,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他接受了国立浙江大学的聘请,担任学校的艺术指导。此时距离浙大遭受日军的二五轰炸不过一月。
据回忆,那丰子恺之所以到浙江大学来,我想跟这个马一浮很接近,落难了,要找一个饭碗,浙江大学是一个比较体面的饭碗。
就在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的这一天,日本陆相坂垣在师团长会议上宣称:华南进攻到南宁,华北进攻到兰州,方可结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