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百里而趣(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看来做什么事都急不得。未知身在地下的庞涓能否摆脱那种紧张和“兴奋”而获得一种真正的平静呢?过去的一切都随着他那一剑结束了,孙膑也不再是过去的孙膑,对这一切都感觉厌倦,后来终于因为不想再参与田忌与邹忌的内斗,而退居世外,著写兵书。
庞涓战死,随他而来的魏武卒精锐也所剩无几,魏国这个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大国就此衰颓下去,而战胜魏国的齐国也并未能长久地保持住霸主的地位,魏、齐的光芒黯淡下去。
公元前370年,魏惠王继位。为了争夺国君之位,魏惠王与他的兄弟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角逐。
战国纷乱的一个原因是,各个国家总是趁别国出现内乱时横加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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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图彻底摧毁他国争雄天下的实力。在魏惠王争夺国君之位期间,韩、赵等国曾试图分裂魏国,终因意见不合,计划破灭。
还没当上国君,国家就遭遇内忧外患,魏惠王在争夺大战中得到历练,继位后他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险中求安,败中取胜,与此不无关系。
掌握国家大权后,魏惠王依仗国家实力和军中大将,多次打败秦国。而秦献公为了祖上基业坚持抗击魏国,尽管败多胜少,还是打了几场漂亮的胜仗。秦献公死后,接替他掌管秦国大政的是秦孝公。
秦国的北方和西方是少数民族部落,南方是蜀、巴等小国,东方是强大的魏国。当时对秦国威胁最大的国家是魏,在与魏的战争中,秦国败亡的次数最多。为了打败魏国,掌握大权后的秦孝公颁布求贤令,不惜以重金高位寻觅能人辅助,以增强国家的实力。这时,商鞅来到了秦国,秦国经商鞅变法后,日益民富国强,并且多次将魏国打败,秦孝公很欣慰。
接连被秦国打败几次后,魏惠王知道魏国的国力已经逐渐衰弱,其他国家在魏国衰弱的时候却越来越强,形势不容乐观。既然秦国变法后国力越来越强,魏国也不妨照此方法,于是魏惠王积极发布求贤令,以卑辞厚礼招纳贤才。
魏国招纳贤才之时,秦孝公已经死了。失去了秦孝公的保护,变法中一再触犯贵族利益的商鞅顿时成为众矢之的。新任国君乃当时被商鞅羞辱的太子,其对商鞅早已恨之入骨,因此他即位后立马要将商鞅治罪,以报昔日羞辱之仇。失去靠山的商鞅只好逃到魏国,魏人却因恼恨商鞅奸诈,不肯收留。
曾经的魏惠王有眼无珠,致使商鞅这样一个也许会改变魏国命运的人才流失。若干年后,魏惠王仍然不能破除常规,又一次与商鞅失之交臂。上天抛给魏国两次机会,魏惠王都没有把握住,实在令人惋惜。
因为不敢破除常规,魏惠王招纳的都是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人才,例如邹衍、淳于髡和孟轲等。孟轲是儒学大师,儒学强调的是仁政,缺乏攻击力,其在治世可以稳定人心,乱世却无法成就大业。
战国时期,各国兼并战争不断,这时最能发挥作用的思想是法家思想。秦孝公重用法家人物商鞅,短短十多年就使疲弱的秦国一跃而成强横的大国,令诸国国君心生艳羡。
召见孟轲时,魏惠王先诉说一通屈辱的历史,接着回想昔日的魏国与现在的差距。魏惠王的意思是,他无德无能,到了晚年军队屡次受挫,结果太子被俘,主将战死,国家一蹶不振。
惠王接着问道:“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不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
孟轲听魏惠王如此说,便答道:“大王您为何张口就要利益,有足够的仁义不就够了吗?如果一国的君主只说为国家谋求利益,士大夫只说为自己家谋利益,而士民百姓所说的也只是怎样让自己获得利益,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这个国家就会面临危险。懂得仁爱之人就不会抛弃亲人,忠义之人自然会将国君放在心里。”
魏惠王点头称是。
孟轲重视仁德,讲求正义,如果不是处在纷乱的战国,凭借他的才气一定会获得明主的赏识,一展胸中韬略。然而,此时的战国却不需要这样的人才,孟轲生不逢时,才大难为用,真是可悲!
战国是讲求实力的时代,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抵抗外来威胁,进行自我保护,无论将儒学做得多好,也不会获得长久的发展。遭遇多位国君拒绝后的孟轲说话不再咄咄逼人,而是给国君留一点点情面。孟轲说,身为国君,不应该一味追求利益,而要讲求仁义道德。因为国君是国民的表率,如果国君是追名逐利之辈,士大夫必然是;如果士大夫只管追求利益,百姓学习士大夫,也只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如果人人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只为自己,不管他人死活,社会秩序一定会失调,国家必然大乱。如果国家发生暴乱,国君之位就无法保存。
孟轲的话并不合魏惠王心意,所以魏惠王没有接受孟轲的建议。
魏惠王早年英明神武,为国家开疆辟土,何等风光;到晚年,他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被后来的商鞅赶超,与其说是性格使然,不如说是历史使然。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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