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便有了机锋。
机锋也是禅宗特有的。机,是机缘,也是机警,还是机要,锋当然就是锋利。也就是说,利用机缘巧合,借助含有机要秘诀的语言,或一言不发的动作,或超常规的手段比如棒喝,一举刺破宿执,点燃心灯,所以也叫“禅机”。
禅机的内涵一如佛性本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靠当事人心领神会。这就要有悟性,要有慧根,比如德山宣鉴的开悟就是。当时夜深人静,星月全无,龙潭崇信让侍立在旁的宣鉴回房间去。宣鉴走出门外,回过头说:天太黑。
龙潭崇信为他点燃烛火,又在递过去后一口吹灭。
德山宣鉴顿悟。[30]
当然,如果对方不能领悟,恐怕也无可奈何。比如有人问石头希迁一个老问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希迁的回答就是:你去问露柱(炫耀门第的柱子顶端龙形部分)。
那人说:学生不会。
希迁说:我也不会。[31]
此事没有下文,但作为公案流传了下来。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是通过阅读公案修禅的,记录公案的著作也成为禅者的必读之书,哪怕那些公案看起来平淡无奇。
比如有人问慧轮:宝剑未出匣时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外面。
又问:出匣以后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里面。[32]
这话看似寻常,其实含有深意。因为第一个答案不是“在里面”,第二个也不是“在外面”,而是“不在外面”和“不在里面”,强调的正是否定。否定才能破执,包括“执著于破执”。唯其如此,石头希迁才要说“我也不会”。
这是从未有过的思想观念,也是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可谓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包括《红楼梦》中人物,也不乏参禅的高手。贾宝玉作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林黛玉却认为境界不够,又加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33]
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氛围却很真实。事实上,参禅在唐宋以后,就成为知识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风气时尚。禅悦、禅风、禅语、禅意、禅诗、禅画,还有语录体和山林气,可谓不胜枚举。唐宋元明清的一气呵成之感,不仅因为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也因为禅宗。[34]
实际上先秦诸子之后,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玄学和禅宗。在玄学和禅宗影响下,我们民族不但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变了,就连生活方式也焕然一新,比如全民性地喝起茶来,而此前的茶是药用或者加葱姜的。
更有趣的是,饮茶甚至跟科举和禅宗一样,也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坐禅的僧人带头喝茶,禅宗流行后成为风气,最后在德宗时代有了陆羽《茶经》。茶与禅的关系,岂非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35]
难怪赵州和尚的名言是“吃茶去”。
显然,禅宗的中国化相当成功。他们岂止中国化,也是化中国。事实上,越到后来,禅宗就越是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明清小说,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就连慷慨纵横不可一世如辛弃疾,那“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不也禅意盎然吗?[36]
然而禅宗只可能向儒学靠拢,不可能变性。毕竟,儒家要修齐治平,禅宗却只要心境湛然。他们甚至与道家也不可能融为一体,却一定会跟儒道两家争夺人心。这就最终要逼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来,只不过这是后话。
其实,这里面有得有失。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的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后世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以禅为喻、借禅说理,并不足为奇。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因此,他们只要求学佛的有慧根,开悟的有机智,却从不提供标准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禅偈是不妨反复琢磨的。比如宝剑出匣那段话,便可以有多种解读。中国人原本就善于领悟,长于鉴赏,现在更是升级,就像学会了品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这可是屡试不爽的。从佛法西来到西学东渐,都如此。
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要讨论这样一个重大话题,却必须有全球视野。因为只有在那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