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就是生活。
这是一种人间佛法。
人间佛法是符合中华传统的,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就是人间哲学。就连最抽象的周易哲学和老子哲学,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伦理学之后”,是可以付诸行动的实践理性和实用哲学。[10]
孔孟之道,儒家伦理,更是如此。
不同之处,也就是儒家讲修身,禅宗讲修行。但修身和修行,都在生活中。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孝子?晚上铺好席被服侍父母就寝,早上去探视请安,叫“昏定晨省(省读如醒)”。同样,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佛?也很简单,那就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甚至自己养活自己。
提倡这种修行方式,并建立起相应清规戒律的,是惠能的四世法孙、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百丈怀海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应该视为仅次于菏泽神会。神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是确立了南宗的正统身份。南顿北渐,北方神秀一系是渐教,南方惠能一系是顿宗,这个说法就是从他开始的。禅宗的正宗是南宗,也是从他开始的。为此,神会只身一人与神秀派公开辩论,差一点就惹来杀身之祸。
这就有点像基督教的圣保罗。事实上,如果不是圣保罗提出了原罪和救赎两大教义,基督教未必成功。同样,没有神会不畏强暴力挽狂澜,惠能的学说也很可能就烟消云散无疾而终。要知道,当时北宗的后台老板可是皇家。[11]
神会,是禅宗的圣保罗。
不过神会获得成功,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两京沦陷神州陆沉,九十高龄的神会挺身而出,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供军需。战后,唐肃宗为了报恩,建造菏泽寺作为神会的驻锡之地,所以史称菏泽大师、菏泽宗。[12]
禅宗起死回生既然如此,后续发展当然也不能脱离人世自命清高。然而与朝廷共赴国难的机会毕竟百年不遇,筹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彻底打消统治者的顾虑,必须让对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会谋反,也不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因为他们将自食其力。
怀海的“百丈清规”由此产生。
百丈清规的正式名称是“禅门规式”,它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禅宗寺院僧团的组织体制、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这些规定经过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时奉旨修订后,便成为禅院僧尼必须遵守的丛林清规。丛林是阿兰若(Aranyaka)的梵文汉译,意思是僧侣的修行处,当然也包括禅院。
这是佛教儒学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百丈怀海创立的禅院制度和禅林清规,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渗入了中华的精神和主张。比如:丛林以无事为兴盛,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处众以谦恭为有礼。这岂非温良恭俭让,再加道家的清静无为?
百丈怀海还规定,禅院僧尼在学佛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本人更是亲自开荒种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一种“农禅”生活,与儒家主张的耕读生涯,又是何其相似乃尔![13]
但对于佛教,却是革命。
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一个坚持种姓制度的地方,属于婆罗门阶层的僧侣充满了优越感和高贵感,根本就不屑于自己动手,甚至视掘地、除草、种树为“不净业”。因此,他们只能靠布施和供养。也因此,他们并不只吃素。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目的是节约开支,尽管他的素菜并不便宜。
怀海却清醒地意识到,佛教招人厌恶与吃不吃肉没有多少关系,有关系的是那寄生虫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咸菜和稀粥。作为农业民族,华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的。因此,禅门僧侣的自力更生,就能为佛教重新赢得尊重,也使禅僧与其他僧尼判然有别,使禅院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独立的宗派。
如此怀海,岂非宗教改革家?
当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丛林清规,不但对于佛教,就连对于禅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说过,禅(Dhyana)在梵文中的本义是静虑,因此英文通常翻译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怀海和惠能却把这个定义完全颠覆。成佛的途径不但是瞬间顿悟,而且是身体力行。这离那个既条分缕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实在是十万八千里。
难怪他们要自称“教外别传”了。
与儒学却越靠越拢。成佛与成圣,修行与修身,慈悲与仁爱,几乎可以置换,只不过禅宗并不治国平天下。但他们主张的普度众生,岂非也可理解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还赞成忠孝,与儒家伦理更是全无冲突。
披着袈裟的,已俨然是儒者。
然而这种变革却只有禅宗才能实现。这不仅因为惠能主张人间佛法,也因为他坚持众生皆有佛性。佛性问题与丛林清规是有关系的。因为鄙视劳作的人,也不会当真认为众生平等。小乘佛教坚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实就是主张一部分人天生种姓高贵,也只有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与众生,在他们那里其实有天壤之别。
惠能抹平了这一界限。虽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变成现实的却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为禅宗六祖,便雄辩地证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性作为般若智慧的种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会不会耕耘。
这是一种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