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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治国安民1（第5页）

下：

“你们说这件事与你们营无关，未免太自信了。一般说

来省辖既多，一定有耳目难以周详的时候，也一定有号令不

执行的地方。我治军多年，时刻警告士兵严禁骚扰百姓，每

次遇到有人告我的部下骚扰百姓的案件，都不敢护短拒绝别

人的控告，不敢相信我的士兵都是善良的，也不敢怀疑控告

的人都是诬陷。而你们对于这类案件，事前既没有防范，事

后又袒护部下，坚决拒绝别人的控告，那么你的士兵从此就

会更加肆无忌惮，官民从此就更不敢对军队说实话，想使他

们不仇恨军队怎么可能呢？想当初你们驻扎在泾县时施行了

发粥搭棚的惠政，泾县百姓没有不歌颂的，每当我想到这里

就欣慰不已。在这营规初坏，声名锐减之际，如果能严于自

治，切实整顿营规，保全往日声名，那百姓自有公道，他们

也会化怨恨为赞美的。不然的话，以爱民始，以扰民终，先

后判若两人，这不是我委任你们的拳拳之心。望你们对这番

话严肃对待，认真体会。”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

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

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

得益于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

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

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

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

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

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

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施尔也。”

曾国藩正是从孟子的“爱民”思想里吸取了精华，并且很好地运用

到以后的从官为政中，取得了惊人的效益。

曾国藩不但关注民情，而且还常常巡查地方，忙得不亦乐乎，他在直隶

总督任上就是这样不辞劳苦以体察民情。

直隶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既属于天子脚下，又属于地方

官。这种地方，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

事。因此，稍有疏忽，就出大问题。曾国藩非常精通为官之

道。认为首要之地，为官更当勤苦耐劳。他赴京途中，在为

高官“三不主义”基础上，又体悟出“六项原则”，这六项

原则就是针对直隶而发。

直隶

总督当时署衙设在保定。曾国藩于同治八年

（1**9年）正月二十七日抵达保定。这时本省司道一级官员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