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做的本来就是以钱生钱的生意,不用说,胡雪岩与张胖子筹划的这桩吸收太平军逃亡兵将的私财,向得补升迁的官员和逃难到上海的乡绅放款的“买卖”,的确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得来的存款不需付利息,而放出去的款子却一定会有进帐,岂不就是无本万利?
可是张胖子不敢做这笔生意。张胖子有张胖子的道理,他认为,按胡雪岩的做法,虽不害人,但却违法,因为太平军兵将的私财,按朝廷的说法无论如何应该算是“逆产”,本来在朝廷追缴之列,接受“逆产”代为隐匿,可不就是公然违法?
然而胡雪岩却不这样看。胡雪岩也有胡雪岩的道理。在他看来,犯法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做的,但做生意要知道灵活变通,要能在可以利用的地方待机腾挪。比如朝廷的王法本来是有板有眼的东西,朝廷律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守法。而朝廷律例没有说的,我也可以按我的意思去做,王法上没有规定我不能做,我做了也不能算我违法。他的意思很清除,不能替“逆贼”隐匿私产,自然有律例定规,做了就是违法。但太平军逃亡兵将决不会明目张胆以真名实姓来存款,必然是化名存款的。朝廷律例并没有规定钱庄不能接受别人的化名存款。、太平军逃亡兵将额头上又没有刺字,既然是化名存款,谁又能知道他的身份?既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又哪里谈得上违法不违法呢?
胡雪岩的说法很有些为我所用的诡辩,但也确实透出他头脑的灵活和手腕的不凡。胡雪岩的说法和做法,用我们今天的一种说法,也就是所谓打“擦边球”,说穿了,也就是在法令法规不尽完善的地方钻“空子”。不过,从事过商业活动的人都知道,打“擦边球”有时确实也是一种很有成效的商事运作手段,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在市场还处在由无序向有序化发展的时候,有魄力有头脑的经商者,往往能够借助打“擦边球”的手段,使自己在激烈的商战中保持主动的和领先的地位。循规蹈矩,有关法令法规规定不能做的不做(自然也不能做),在两可之间,可能担几分风险的事情又不敢做也不知道怎样去做,这样的人,恐怕很难在商场上干出大成就。
这样说当然也不是鼓励人们都去钻法律的空子。不过,事实上打“擦边球”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看成是钻法律的空子。法律自然是不能不遵守的。但有关经济活动的法令法规并不都是甚至大多不是预先规定的,而是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根据经济活动的需要和规律制定并不断完善的,例如我国的《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就是依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陆续制定颁布的。有时,打“擦边球”还是促使制定和完善某项法律法规的先声。记得经济迅速发展的沿海地区就有一种说法或者说经验,即中央给的政策一定要用好用足,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和规定的,要敢于大胆摸索大胆开拓。这大胆摸索、开拓的部分,也许相当多的就属于打“擦边球”。
不过经商者必须注意,可以打“擦边球”,甚至还要敢于打“擦边球”,但“起板”打“球”的人必须先弄清自己确实打“擦边球”而不是“界外球”。“擦边球”是好球,而“界外球”则无论如何都是坏球、臭球,而且,商场上打了臭球、坏球,还往往不仅仅是失分的问题,它带来的后果,常常就是悲惨地出局。守法与违法之间,学问大了,实在不能不慎之又慎。
……我们要商量的是,长线放远鹞,看到三、五年以后,大局一定,怎么样能够飞黄腾一达,一下子蹿了起来。
生意场上的机会,总是与时局的变化相联系。生意人要时刻关注时局的变化,从时局的变化中看到能使自己生意获得长远发展的机会,早作筹谋,占据制高点,这就是所谓“长线放远鹞”,也就是所谓“放长线钓大鱼”。
胡雪岩是这一方面的“顶尖高手”。
胡雪岩请原是信和钱庄“大伙(业务主管)”而后来落魄的张胖子重新出山,和他一起经营钱庄。钱庄生意自然是以钱生钱,因此,胡雪岩一开始就和张胖子筹划了一桩长远的以钱生钱的生意,即接受失败逃亡的太平天国兵将的存款,然后放给两类人,一类是因调补升迁而需要盘缠的官员,另一类则是因战乱逃难到上海而在原籍有田产的乡绅。
多年战乱,太平天国此时已成强弩之末,虽未完全平定,但胡雪岩料定他们已是必败无疑。向逃亡的太平军兵将融资,接受的存款可以不付利息,因为那些逃亡兵将只求保命保产,根本谈不到还要利息,而将这笔钱用来放债,则可以有大笔可靠的进帐,实在是无本万利的便宜买卖。
将这笔钱主要放给调补升迁的官员和逃难到上海的乡绅,胡雪岩也有自己周密的考虑和长远的打算。
放款给调补升迁的官员,是学山西票号“放京债”的方法。所谓“放京债”,就是放款给那些外放州府的京官。这些人在外放过程中京里打点、上任盘缠、型任以后买公馆轿马,置仪仗,都要花钱。于是这些人上任之前都要借上一笔钱,到任后
再还上。据说“放京债”比放“印子钱”还狠,一万两的借据只实付七千,而且还不怕借债的人不还,因为一来有京官做保,二来有借据,如果赖账,借据递到都察院,御史一参,赖账的人就要丢官。事实上这些人到任之后搜刮地方,一般也有能力还回借款。如此大利的买卖,专门从事汇兑与放债的票号、钱铺自然不会放过。据《旧京琐记》,京城的山西票号交游仕宦,“有外放官吏,百计营图以放款,即京官只有外任资格者,亦以奇货居之,不惜预为接济。”而钱铺之中还有专与汉官往来的,“彼时朝官有定员,铺人一一知之,且有外任之望,此辈钱铺随时接济,便利殊甚。”
“放京债”当然是指放给那些由京里补缺放出来的,但这些年战乱不断,南北道路艰难,官员调补升迁,大多已不按常规到京“送部引见”,而是直接到任了事。比如江苏的知县调升湖北的知府,就可以直接由江苏赴湖北上任。这些人如果没有一笔盘缠和安家银子,自然也是“行不得也幺哥”。这些人多一天到差,就多一天好处,再高的利息也会借。胡雪岩仿照山西票号放京债的方法,“帮帮”他们的忙。
放款给由内地逃难到上海的乡绅,也决不会吃倒账。这些人家在原籍,依赖祖宗留下的田产,靠收租过活,过的是“伸手大将军”的日子,初到上海,凭着逃难时带出来的一些现款细软,在十里洋场上花天酒地,日子一长,坐吃山空,也就要靠借债度日了。这些人借
债,表面来看现在无力偿还,但放开眼光来看,这些人的田产还在,如今太平军已成败局,到时江、浙一带被官军收复,这些人回到原籍还是大少爷。现在可以让他们以田产做抵押,到时不怕他们连本带利归还借款。
胡雪岩的“算盘”真是精到家了。在官军开始收复杭州时,他就敏感到太平军败局已定,并且准确料定太平军官兵一定会想办法隐匿私产,由此大胆决定吸收他们的存款达到融资、放债,以钱“生”钱的目的。事实上,这一大胆决策,对于胡雪岩战乱之后生意的全面复苏确实起到极大的作用。从眼前时局的变化看到绝好的机会,又把这机会经营成三、五年之后的绝大的财源,同行之中他自然又是计高一筹了。
互助互利
胡氏在生意上虽然历经波折,但终究是有莫大的成就。这不但靠他自己的能力,也靠他朋友的支持,甚至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也有向他伸出援手的时候。
与胡氏势不两立的,大都是生意上的死对头。一般商人遇到这种事时总是想:既然大家都过独木桥,对不起,我只有想办法把你挤下去了,然而胡雪岩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既然是过独木桥,都很危险,纵然我把你挤下去,谁又能担保你不会湿淋淋地爬起来,又来挤我?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大家图的是利,那么就在利上解决吧。
胡雪岩的老朋友王有龄曾经遇到一件麻烦事,他去拜见巡抚大人,巡抚大人却推说有要事在身,不予接见。
这真是件怪事,王有龄自从当上湖州知府以来,与上面的关系可谓是相当活络,逢年过节,上至巡抚,下至巡抚院守门的,浙江官场各位官员,他都极力打点,竭力巴结,而各方也都皆大欢喜。每次到巡抚院,巡抚大人总是马上召见,今日竞把他拒之门外,是何道理?
王有龄沮丧万分地回到府上,找来胡雪岩共同探讨原因。
胡雪岩道:“此事必有因,待我去巡抚院打听打听。”于是起身到巡抚院,找到巡抚手下的何师爷,两人本是老相识,无话不谈。
两人来到城隍庙前的小酒馆里,要了几样菜,一斤老酒,对斟开来,一边谈些风花雪月之事。最后,倒是何师爷忍不住了,他道:“胡兄,今日之酒,恐有所图吧?”
胡雪岩一听,也不隐瞒,就今日王有龄吃闭门羹之事问其究里。
何师爷为之一一道来。
原来,巡抚黄大人新近听表亲周道台一面之词,说王有龄所治的湖州府今年大收,获得不少银子,但孝敬巡抚大人的银子却不见涨,可见王有龄自以为翅膀**,不把大人放在眼里,巡抚听了之后,心中很是不快,所以今天给王有龄一些颜色。
这周道台到底是何方神圣,与王有龄又有什么过节呢?
原来,这周道台并非实缺道台,也是捐官的候补道台,是巡抚黄大人的表亲,为人飞扬跋扈,人皆有怨言。黄巡抚也知道他的品性,不敢放他实缺,怕他生事,念及紊隋,留在巡抚衙门做些文案差事。
湖州知府迁走后,周道台极力争补该缺
,王有龄使了大把银子,黄巡抚最终还是把该缺给了王有龄。周道台从此便恨上王有龄,常在巡抚面前说王有龄的坏话。
王有龄知道事情缘由后,恐慌不已,今年湖州收成与往年相比,不见其好,也不见其坏,所以给巡抚黄大人的礼仪,还是按以前惯例,哪知竟会有这种事,得罪了巡抚,时时都有被参一本的危机,这乌纱帽随时可能被摘下来。
胡雪岩道:“事已至此,赶快给巡抚大人送一张我钱庄的折子,就说早已替大人存有银子在
钱庄,只是没有来得及告诉大人。”
说罢,胡雪岩马上掏出一本空折子,填上二万两银子的数目,派人送到巡抚院黄大人处。
果然,那差役回来后,后面还跟着巡抚院的一个差役,说是巡抚黄大人请王大人到巡抚院小饮。
此事过后,胡雪岩却闷闷不乐。他对王有龄道:“大哥,病根不除,难以痊愈。十个说客不及一个戳客。有周道台这个灾星在黄大人身边,早晚总会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