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浙江巡抚的名义在乡下收购生丝,而且价格高于以往洋人的收购价格,这对那些久受洋人摆弄的蚕农来说,无疑是天大喜讯,便纷纷把生丝卖给胡雪岩的人。然而以胡雪岩一人的资本,何以能够收购完浙江全省的生丝?于是胡雪岩想了个主意,由浙江巡抚带头,成立蚕丝总商会,商会成员都是浙江的大富翁、乡绅、告老还乡的官僚等等,这些富翁们如果愿意出钱,则出钱,不出钱,则向那些蚕农提供担保。
胡雪岩向那些前来卖生丝的蚕农们讲明:“我们先付你一部分钱,另外一部分我出具欠条。这个欠条由蚕桑商会担保,而且加盖浙江巡抚的官印。这部分钱一等到秋天就付给你们,而且还有利息。”
当然,蚕农对这种方法还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毕竟,金黄银白,是自己亲眼所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于是胡雪岩又召开商会,对那些富翁们说道:“你们负有责任,与那些蚕农们当面解释,让他们确信他们完全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这是正常的商业交易,不是官府的敲诈。而且事成之后,每个股东都可获得丰厚的利润。”
商会的富翁们开始琢磨:“自己只出信誉担保,以后即使有什么闪失,也绝不会损失一分钱,而且可以往官府头上推。如果自己现在不答直胡雪岩,摆明了是不给胡氏的背后靠山——浙江巡抚面子,而且以后事成又可以获得一大笔钱,此事何乐而不为?”
于是他们开始在各地大力宣扬:胡雪岩是个诚实的商人,绝不会欺骗蚕农,而且有政府担保、有商会担保。这些富翁都是人皆景仰的大户,他们的话有时甚至比官府还具说服力。很快地,蚕农便打消心中的疑虑,纷纷把生丝交给了胡氏。
胡氏这一手确实厉害,洋人一下子慌了神,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英国,他们的丝厂都依赖中国丝源,这样一来,让胡雪岩把丝源垄断,他们国内许多丝厂“无米下锅”,纷纷告急,外国洋务商办于是都跑来找胡雪岩,要求把生丝卖给他们,哪怕价格高一点也无所谓。然而这时胡雪岩的报价已不是高一点的问题,而是几乎要比以前生丝的收购价高出一倍,洋商一听各自摇头。
洋商转而进行密谋,透过他们的洋务代表进京贿赂京中一些高官,希望他们能制止浙江巡抚参与商业行为。然而葫雪岩早有预料,他在一开始就说服浙江巡抚王有龄上一道奏章道:“江南丝业,其利已为洋人剥夺殆尽,富可敌国之江南大户,于今所剩无几……民无利则国无利,**心不稳,国基不牢。有鉴于此,本府痛下决心,力矫蚕桑弊病。兹有商贾胡雪岩者,忠心报国……”奏章把自己的行为大大吹捧了一番,同时对洋商给政府经济带来的危害也做出了准确的剖析,所以奏章一到京中,许多大臣都认为有理,并上奏皇帝,希望使其他的省份也效法浙江。情况如此之盛,那些收受外国洋务代表贿赂的高官门不敢贸然行事,加之指责浙江巡抚的证据也不够,靠皇帝下令制止胡雪岩的大胆举动明显是毫无效果的。
此计不成,洋商们又生一计,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的生丝他们坚决不收,即便是压低价格卖给他们,而其他省份的生丝他们则是大量收购,不但收购价颇高,并且可以当场付清银两。
这种举动对胡雪岩无疑是致命一击,如果洋商真的从别的省份收购到足够的生丝,哪怕只够维持一个月的生产,对胡雪岩来说,也是不敢想像其后果的,自己没有能力加工,收购丝绸又占用大量资金,而且生丝也不宜久放,否则质量会变坏,这一切把胡大老板的头都快搅昏了。
但胡雪岩毕竟是个极有手段的优秀商人,临到关键时刻,仍然能够气定神闲,他马上乘船,赶往上海。
上海是洋商们的聚集地,这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商行,包括林林总总的丝行。运往国外的生丝全都从这里装上般。
洋人们在中国的丝绸生意,是透过他们的经纪人来展开的,洋人出资,雇用一些精明能干的中国商人,由他们把生丝收到上海,然后再给他们一笔佣金,与洋人的大额利益相比,这些中国经纪人的佣金实在少得可怜,然而他们自己没有足够的资金,因此不能够平等地和洋人们讨价还价。
胡雪岩到了上海之后,并没有四处招摇,而是先拜访了上海名宿陈正心。陈某家财万贯,而且为人豪放、善济人之难,素有“小宋江”之称,在上海颇有影响。
胡雪岩拜访了陈府令陈正心惊喜万分,毕竟,像胡雪岩这样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来访,总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
他亲自出门相迎,连连告罪:“蒙亲临寒舍,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胡雪岩赶紧还礼道:“事关紧急,不及告诉前辈,贸然讨扰,望前辈不要见怪。”
这一番谦逊的礼仪使陈正心大为感动,顿时对胡雪岩大生好感。
宾主坐定,胡雪岩单刀直入,说明来意,道:“陈老前辈,晚辈千里迢迢赶到上海,不为其他,只为一个‘丝’字。”
陈正心一听便明,他道:“胡老弟,你
在浙江的举动我也有所耳闻,确实大快人心,令我汗颜不已。只是现在洋人势大,而且上海丝行众多,人心不齐,所以往往不能与洋人斗法。”
胡雪岩道:“前辈,洋人的强横想必你也多少有些了解,中国之所以与洋人做生意总是吃亏,就在于人心不齐,人心不齐又在于没有一个可以令大家信服的领袖人物。你老前辈乃今日上海之名宿,登高一呼,必能响者云集,我胡雪岩便是首应者,洋人践我中华,已非一日,眼见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而我江浙桑农,破产不知几万家也,凡我中**人,不奋起自救,还要待亡国灭种吗?”
一席话说得陈正心半晌回不过神来,突然他把桌子一拍:“胡老板,以前曾听人称你仁义,今日一番言谈,果然名不虚传,枉我陈某长你几十岁,见识竞如此短浅,真乃井底
之蛙也,为国为私,这次我都要帮你一把。”
于是陈正心广发请帖,召集上海各丝行老板,并不让胡雪岩出面,而是就浙江胡雪岩的做法征询众商行老板的意只要大家一条心,联合起来,把生丝压一段时间,洋人们的厂没米下锅,那么生丝的价格肯定会上去。”
几天过后,上海的丝行老板一致要求加价,他们对洋人道,胡雪岩已经答应出高价收购他们的生丝。
洋人这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们还想私下分化拉拢,对某些商行许诺以高价,然而却遭到拒绝。那些商行的老板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私下把丝卖给洋商,他们会受到同行的谴责,而且背上**的恶名,也会得罪上海的陈正心,他在上海可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
洋商们知道而今除了和胡雪岩当面谈判之外,其他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加之国内生产厂家的告急电报如雪片般飞来,使他们不得不给胡雪岩一个公平合理的价格。
胡氏办洋务,从来讲求激发人的民族感,他一向认为,与洋人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要不得: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
中国封闭了许多年,养成自高自大的恶习,只知有汉,不知有其他民族、
国家。在文化上,崇古、崇孔,往往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无比高大,而对外面的文化、习俗却不能接受。既不求同,也不存异,见着异端就一棍子打死。
胡雪岩无疑属于那个时代少数极有远见的人,不像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胡雪岩自幼在钱庄长大,虽没读过多少书,却能够看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从而随潮流而变。
胡雪岩曾说:“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铺的老伯,只能看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见一省乃至全国的生意。”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看到了国外,知道与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在军事上尽吃败仗,有许多人便对洋人敬若神明,无论是官吏还是山野村夫,一听“洋”字便神色大变。这形成清末的奇特社会现象,一部分人对洋人的玩意儿顶礼膜拜;部分人则大力排斥,极力要求再度锁国,而只有像胡雪岩者才能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洋人、洋务与整个西方世界。
胡雪岩是商人,最重实际,他看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清政府无力抵抗,然而外国人却也没有能力来吞并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人口、疆域的庞大使一切吞并的阴谋纷纷落空,更何况西方诸国距离中国又甚为遥远。外国人在中国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从中国捞取钱财,获得经济上的实惠,所以洋人如果在生意上受到损失,总是叫嚷着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真正动用武力,无论对哪一国的商人,损失都是巨大的。
胡雪岩认为既然洋人的目的不外乎一个“钱”字,那么商人就应该合理竞争。西方列强,他们的政府是支持商人的,别人提倡商富则国富;而在中国,政府依靠的是农业,对商人则大肆征税,结果商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连带也影响到政府的收入。但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传统的儒家思想以言商为耻,纵然官吏们上任后主要的任务不是守土安民,而是搜刮地皮,但他们在表面上总是装出视钱财如粪土的态度。
显然,要想清政府主动改变轻视商业的态度是不可能的,因此,商人们应自己联合起来,形成丁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改变以前只是分散的个体,与洋人们个别打交道的做法,凭个别的商贸行为既无法影响政府,在对外贸易中,也是处于劣势的。
胡雪岩的策略很快就收到了效果,洋人在中国的生意总是热衷于和胡雪岩联系。他们在对清朝政府的文件中,总是时常提及胡雪岩这个人,从而也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引起清朝一些高官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