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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七下西洋（第1页）

郑和七下西洋

事件背景

外交背景

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明太祖积极、主动发展与藩国的邦交关系，对周边国家采“不侵占”的态度，并在《皇明祖训》中开列了十五个“不征之国”，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有观点认为，明廷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响有明近三百年。也有观点认为，“不征”是明朝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而具体交往模式的选取，又与交往对象在明朝外交层级中的位置有关。

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的朱棣，锐意沟通域外国家。在郑和之前，他派遣尹庆于永乐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里、满剌加（当时尚未建国），又于永乐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在郑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南征安南，将之纳入明王朝版图。“郡县安南”之后，明朝从陆路近可制占城，远可控满剌加，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贡体系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经济背景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外，元末时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海船建造业，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官营造船业，除南京龙江宝船厂外，在苏州、松江、镇江等地均设有官厂。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国的丝织品、瓷器受到西洋诸国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中国对不能自行生产的香料等物，也有较大的需求。

科技条件

造船业的发达，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航海知识的增加（明太祖于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造船技术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造船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约在唐代，中国人已经发明水密隔舱、车船、平衡舵、开孔舵。在船型方面，宋元时期，中国海船的船型已经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认为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又尤以福船应用最广、影响最大。在海船船壳结构上，中国海船采用搭接法，形成“鱼鳞式”结构（亦称“错装甲法”结构），从而使船壳板联结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且不易漏水。船舶载重量也相当可观，南宋时已可达万石以上；在载客量上，大海船可载乘客千人，在船舶人居环境上，中国海船可以做到生活设施齐全，配备洗漱设施，设有可以携带家属的幽雅客房，备有充裕的食品，甚至在船上养猪、种菜、种药材、酿酒，以及种植盆景以供观赏。

航海技术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在天文航海技术方面，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关于航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事件起因

诸说总述

郑和下西洋的起因众说纷纭，《明史·郑和传》同时提供了寻找建文帝和宣扬大明威德的说法，此外还有防范帖木儿帝国、获取海外朝贡以及出于宗教目的等说法。

寻建文帝说

建文元年到四年（1399-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最后攻下国都应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不知所踪。在明代，顾起元曾引述他人之语，称建文帝亡命海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含有寻找建文帝的用意，郑晓、沈德符等也均有此怀疑。此后，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鳞《明书》以及清代官修《明史》之《郑和传》与《胡濙传》均收录这种说法，近现代学者如许立群、范文澜也曾加采用。

此种说法受到不少批评。明人朱国祯认为，建文帝为人“仁弱”，即使未死而窜入异域，也不再对朱棣的皇位构成威胁。还有研究者指出，郑和下西洋次数多、时间长，朱棣的皇位在此过程中早已稳固下来，不可能历次都为了寻访建文帝。此外，这种说法也缺乏可靠原始史料作为支撑，《明史》就此还有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寻找建文帝是一个可能的动因。

军事目的说

有观点认为，郑和下西洋是针对帖木儿帝国而采取的行动，具体又包括联络印度抗击帖木儿等说法。但郑和下西洋开始时，帖木儿本人已经去世，其继承者则同明朝关系友好，加之该国已经开始分裂，帖木儿帝国不再对中国西陲形成威胁。

此外，朱国祯认为郑和下西洋有避免张士诚旧部通倭的用意。郑一钧进一步指出，明初对南粮北运采取海运方式，永乐年间则先后改为海陆兼运和单行漕运，让不再负责运粮的海员参加郑和船队，可以解决他们的出路问题，并避免他们铤而走险、勾结倭寇等等；但他同时认为，这些只是郑和下西洋的积极效果，而非其动因。李新峰则结合下西洋与明成祖北伐在时段上的关系，推测朱棣或许对以南方军士为主体的水军缺乏信任，故在皇帝离京、北伐时尽量派水军出洋以消除隐患。

事件经过

第一次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郑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途经麻喏八歇国时，该国东西二王交战，西王误杀郑和船队登岸人员。事件发生后，西王派使者谢罪。郑和鉴于西王请罪受罚，对该事件予以克制。

在三佛齐旧港，郑和招谕当地海盗陈祖义，陈祖义诈降，图谋袭击郑和船队。郑和击败了他，杀敌五千余人，烧毁敌船十艘，俘获敌船七艘，生擒陈祖义等三人。其后，郑和任命广东华侨施进卿为旧港之主。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船队携诸国使者、押陈祖义等俘虏还朝。明成祖下令斩杀了陈祖义等三人，又宽恕了谢罪的西王，并对郑和此行感到满意，赏赐了旧港之战的有功将士；又因郑和称航海期间天妃多有感应，遣朱焯加以祭告。

第二次

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这次远航的主要是送外国使节回国，规模较小。郑和船队在永乐五年（1407年）奉命出发，访问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爪哇和苏门答剌北部，然后再一次驶往印度洋，以柯枝和古里为目的地。明朝使节们正式册封古里王，并在古里刻石立碑以纪念这一盛事。这次的回国途中有一部分船队访问了暹罗和爪哇。到锡兰时，郑和船队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永乐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郑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永乐七年（1409年）夏，郑和船队还朝。